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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务员5年,去年辞职了,说说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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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讲一下我的故事。

我今年29岁,毕业五年。本科是某985的土木工程专业,研究生读的会计。毕业后顺应父亲的意愿考取了我国西南 省份非省会地级市比较重要部门的gwy,工作中考取了注会、一建,造价师。去年11月正式辞职,目前在家乡某建筑企业做工。gwy时第一年应发2100元 左右,到手1800元,最后两年每月工资应发3250元,到手2800左右,单位补缴公积金360元。现在把证全部挂出去,加上手上的工作,不算奖金一年 收入17w。虽然离开了gwy岗位,但是我还是非常想念那时的生活,同时对那些仍然抱有梦想,继续奋斗在基层第一线的jrs表示敬佩。我的辞职主要是有以 下原因: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原因,生活窘迫。因为只工作五年,我不能讲对这个行业十分熟悉,我只能讲,在这五年中,灰色收入非常少,我不明白 一提到gwy就有人跳出来讲灰色收入,就我所知,灰色收入对大部分gwy来说是极少的。福利是一年一年的减少的,直到去年,基本就没有了,而且福利基本就 是月饼和蔬菜,其他都没有,就这样,去年的月饼也没有了。没有加班费,没有车补、油补,每月电话补贴60元,没有年终奖,没有年底双薪。我在gwy所在地 找了本地女孩结婚,因为双方家庭都很普通,凑钱付了首付,买了房,每月除了公积金还要负担将近1000元的房贷,我妻子和我工资差不多,在没有孩子之前, 我们每年都存不下钱来,每月到5600元,房贷1000元,租房550元,吃饭在周六周日吃老婆家的情况下每月1800元(包含同事聚餐等),随份子 300元,买书、各种杂费每月300元。因为工作地点离家很远,我又是独生子女,每年必须回家一趟,因为工作忙,年底前不知道什么时候回家,等时间确定下 来根本买不到火车卧铺票,买机票时折扣也很少,我一个人的时候可以坐24小时硬座回家,但有了老婆还得坐飞机,两人回家一趟来回6000元,过年过节给各 自父母买的礼物留下的钱6000元。到我辞职时,俩人银行存款加起来2200元。说实话,人的思想改变是被某个点改变的,今年5月,我的妻子怀孕了,我突 然发现我好像负担不起孩子生活的费用,我没有能力给他一个好的起点。我想给他买婴儿车,去商店看到每台大约1000元左右的价格时真的很难控制情绪;每次 带老婆去检查,因为没有汽车,只能公交或电动车搭她过去,夏天还好,冬天时看她被冻得不行,十分自责;去年因为要辞职八月十五回家和父母交流(五年来第一 次在家过中秋),父母说等他们退休了就再找活干,帮我们养孩子,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我在工作中经常与社会的事务所交流,发现他们的水平也不一定比我高, 但是赚的钱完全不一致,男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就要担负起家庭的重担,不仅是自己的,连着双方父母的也要一并挑,所以向生活屈服,是必要的。

第 二是来自工作和舆论的压力。对于省一级的各个部门来讲,他们的人员年轻,知识储备充足,业务科室划分清晰,每年的任务分解到省,他们可以很明确的分配任 务。但是到了地市一级,人员结构老化严重,年轻人少,年龄大的做不了工,经常是六七个年轻人做全部的工,而到了县级,则更为严重,基本就是两三个人做全部 的工了。做工和升职没有关系,做工和工资也没有关系。所以老油条去做自己的生意或者推给年轻人,会拉关系的去拉关系,有钱的对于这份工作也没热情,只有屌 丝才会玩命做工,白加黑,五加二,完成了发现结果和你没有任何关系,荣誉不是你的,也没奖金,做着做着就累了。舆论是另外的一方面,媒体只是抨击gwy的 某些黑暗点,,很多人接触到了一小部分不称职的gwy就开骂,更多的没有接触的没有分辨能力的就以点带面黑化的所有gwy,而这部分人的依据是我亲戚,我 朋友等等。而所有的这种辱骂的话,对于之前那些人的影响都不大,对我等屌丝尤其做工的人打击很深。

第三是梦想,粉碎。

Ps:我原本以为最大的阻力来自于我的父亲,毕竟选择这个职业是他的心愿,得知我的想法后,他却很赞同,时代在变,让孩子过的更好是最好。

Pss:像我这种异地gwy,我认识的7成选择了离开,另外3成不知道坚持到几时,同期来的9名研究生,加上我走了7个,剩下两个一个是本地的,另外一个嫁了当地老板。最近两年招收时也不再招收研究生,留不下来。去年年轻gwy离职率上升,八成是我这样的屌丝。

来源:http://bbs.hupu.com/7778186.html



天猫经营成本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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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做了3、4年电商,还弄不明白“成本”里包含哪几项。就像央视打星巴克咖啡,以为出厂价20元拿到手的产品,只要卖上40元,自己就赚了一倍。事实上在今天,如果你在“天猫”开店经营,20元出厂价的产品,3倍的价60元卖出去,结果只能是亏本。

一、一般来说的商家

举个例子,我来帮大家做个测算,其实“成本”不止是产品本身,而是产品整个销售过程中不可避免发生的费用,最基础的来说,“成本”一共包括6大项:

1、产品成本(比如20元);

2、包装成本(内包装,外包装,吊牌,售后卡,包装耗材,比如是5元);

3、 物流成本(仓储,快递,比如是12元,这里要说明,卖家说这不是“成本”,可以不包邮啊。但同学,对消费者购物过程而言,包邮不包邮,都是一次性支付,包 邮的物流费用包含在其中,不包邮的消费者得加上快递费后一并付款,人家只要掏出多少钱都算一次消费?管你包还是不包自己的说法?所以快递是“硬成本”);

4、天猫扣点(平均扣点4%,60元销售价计算,是2.4元);

5、税收(就算平均8%吧,不要提网店不交税了,天猫店铺对应企业银行账户,不是私人的银行卡,所有交易一分钱的税都少不掉,那就是4.8元);

6、拍摄和制作费用(快消品尤其很高,还要模拍,以单件产品SKU上架看,需要拍摄,修图和后期制作等,算少点3%吧,所以是1.8元);

好了,上面6项成本,加起来是45.4元,占60元销售价的75.7%,而且是水涨船高,是销售的硬支出,不可能降得下来。

那么就是说,一件出厂价为20元的商品,在天猫卖出去60元,硬成本就占了75%以上,剩下的毛利为25%左右,是15元。

那么问问,你赚到了钱吗?

可怜的是,除了上面的“固定成本”,“可变成本”更可怕,而可变成本分三项:

1、 人工成本,就是说你要花钱养团队做电商,做天猫的成本,算少点6个人吧(运营,设计,客服,库管…),由于是天猫是公司化运作,员工的工资外,养老保 险,办公支出全摊上,在杭州不会低于7500元/人,那么每个月就是4.5万元。如果按上述“乘3倍销售”,你的店铺每月销售50万元,人工成本为9%。 然而事实上,一般商家,人工成本能控制在15%之内的,就很不错了。

2、广告成本,广告成本就是推广,卖流量,这是电商作为互联网产业,必不可少的支出,一般而言,广告的推广成本最少不低于销售额的12-15%。

超 过20%也正常。按上述商品成交价60元为客单价计算,每月销售50万元,需要销售出8333件商品,每天需要销售277件。如果天猫平均转化率为2%, 每天需要引入UV(人)数为13850人,假定广告占每日引入流量(UV数)的20%,那么推广需要引入2770人,在淘宝,营销主要通过直通车,钻石展 位,促销工具(比如聚划算),假定平均花费1元引入1个用户,那么每天需要花费2770元(其实远远不够),那么一个月需要花费广告83100元,占50 万月销售额的16%。

这两项相加,控制得好的情况下,约占销售额的22%-30%。

这就是说,固定成本加可变成本,全贴进去了,没钱赚,或者最多打平。。。慢着,你真的没亏本吗?

还没完,要做生意,需要多少钱,库存得备多少货?还有资金链和库存的成本是多少呢?

继续,按上面,假定月均销售50万,则一年为600万元的总销售额。

按一年4季分解如下(假定平均售出率为80%):

1季度销售60万,需资金约36万,剩7万库存成本

2季度销售100万,需资金约60万,剩12万库存成本

3季度销售140万,需资金约84万,剩16万库存成本

4季度销售300万,需资金约180万,剩36万库存成本

加起来,一年做600万的生意,需要资金量在200万-250万之间。

在传统行业,如果投资回报率低于15%,那么这个生意还是不做的好:因为每年CPI如果上涨10%,你投入的200万,需要220万才会不贬值。

然后,上述固定成本加可变成本已经基本全开销掉,没钱可赚了,这里还多出来资金量和库存需要花的钱,这不亏得都底朝天了吗?

好吧,这就是“一般来说”的商家在天猫的经营逻辑,我敢肯定的告诉你:百分之90%的天猫商家都是如此,疲于奔命。

那么还有不一样的吗?

二、非一般的商家

上述经营成本分析后,那么要在天猫生产,得这样:

1、产品出厂价20元,乘以4倍销售,固定成本得控制在50-60%以下,毛利才会达到40-50%以上,年净利可以达到10-15%,和CPI上涨差不多,其实还是没赚钱;

2、产品出厂价20元,乘以5倍销售,固定成本得控制在50以下,毛利才会达到50%以上,年净利可以达到20-30%,有点小钱赚了;

3、 产品出厂价20元,乘以5倍以上销售,比如乘以6倍,8倍,10倍…….慢着,你凭什么乘以那么多?天猫上任何品类都有成千上万的竞争商家和同类 产品,你的商品不具性价比,拼的是什么?消费者凭什么肯买这么贵的东西?而且,网购不就是为了贪便宜吗?所以,一旦商品的销售价是产品出厂价的5倍以上, 你的“转化率”和销售就堪忧了。

好的,既然是“非一般的商家”,总还是有提升利润的办法:

1、客单价,如果客单价高于100元,而且合单率高于1.5(每个包裹包含几件产品),物流,包装成本会下降10%以上;但客单价高会降低转化率;

2、转化率,如果转化率高于3%,则广告成本会大幅下降三分之一以上;

3、回头率,回头率是不花钱的流量,重点是品牌,即产品质量和用户体验,那么产品成本,拍摄和制作费用,包装成本又会上升。

另 外,就是所谓的塑造“品牌”和“调性”了,这无非是在竞争对手和市场中跃然而上,用“品牌”去建设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换言之,即消费者本来的购物需求是 从产品款式,品类,价格…等维度去淘宝和天猫这个大市场“搜索”并找到所需物品而产生购物的,变成了认识品牌,再按品牌的固有特征去找到产品,比如 “御泥坊”,“阿芙精油”或“三只松鼠”,品牌即产品,品类即品牌,想到精油就想到阿芙,干果即三只松鼠。但这不易成功,因为每个淘宝的“类目”,消费者 记住的只能是第一,理论上没有第二。血淋淋的真相拨开:第一的是烧钱而不是赚钱,靠烧钱打造品牌,烧钱获得市场领先规模,靠市场规模获得投资,再用投资扩 大规模…如此循环,这其中哪有第二的戏好唱?当然也不是没有“逆袭”的可能,“逆袭”的原则则是更大胆更够狠的烧钱砸钱,亏本也要打败第一,归结起 来,这不一样?

所以是非一般的商家,他们不差钱,但不赚钱,数百万卖家都能学这样的金字塔逻辑吗?要知,金字塔顶部如此辉煌,下面都是尸骨堆出来的。

三、经营天猫的逻辑:赚钱还是赚人气?

好吧,骂星巴克咖啡的人都该醒醒了,20元的东西卖60元都要亏死,人家商家要赚钱太难了。

这 就提出了致命的问题:在天猫,多数商家都是亏本,只有少数商家赚钱。对于那些有先发优势的商家来说,比如韩都衣舍,每天自然流量都是几十上百万,即便一分 钱广告费不花,也可以卖出几百万的东西,因为他们实习了“原始积累”,成为了行业标杆。这就不得不谈到经营天猫的逻辑:

1、卖货走不通:做天猫必须是品牌,消费者如果是贪便宜,那么只能买成本3倍以下的商品,所以消费者消费的是价格,是款式,而不是品牌,因为大多消费者都是通过需要商品的“搜索”找到商品,筛选商品的,那么流量就是随“搜索”走,商家就得花大量广告费去做搜索广告。

2、 卖品牌:所谓品牌,就溢价逻辑,即把商品乘以4倍以上价格,由于性价比消失,必须花更多钱和工夫去做品牌的“调性”,就是所谓的用户体验,抓住消费者购物 崇拜“屌丝”的心。这样消费者找商品就直接搜索品牌,搜藏店铺,这样的流量不花钱。或者说,由于卖价高了,可以花更多的钱去打广告,打败那些花不起钱做广 告的商家。

好吧,上面都是些基础的电商知识,开始进阶….

四、淘宝和天猫的内在冲突根源

淘宝每天交易不低于30-40亿元,天猫如果今年交易2000亿,每天约8-10亿。

1、双11代表什么?

双11,购物狂欢节,天猫的商家约7万,只有2万能参与,而淘宝的600万家店铺一家都参与不了,双11的350亿交易奇迹的后面其实是:

压 抑消费:都知道双11要来了,那么本来要买的商品,就提前10天不消费了吧,这样就抑制了上百亿需求,在双11当天爆发。淘宝上年末的交易起码每天 40-50亿,压抑10天…你懂的消费力集体迁移:2万个经过筛选的品牌商家,集中分享掉原本600多万个商家的消费,原本在淘宝消费,“打死不上天 猫购物”的消费者,都在当天集体转移到天猫的少数商家,而2万个商家中的20%,即4000个商家,又占掉了其中的90%以上。

收费站:天猫筛选商家,都会有扣点,加入平均扣点4%,那么350亿成交天猫收入应该有16亿,加上卖出去的硬广告,去掉退换货和蓄积成交,收入不会超过20亿。

另外,双11的大商家们,通过向天猫缴费,垄断了几乎所有成交流量,获取了新的消费者资源,消费者集体从零散的淘宝市场集体迁移成为品牌和大卖家的“初次购买”用户,这就像是把草原上分散的羊,驱赶到了固定的几个饲养场。

因此,看上去很美的双11,阿里收入不会有想象那么高,只不过通过营销过度压榨了消费能力而已。

那么,淘宝的数百万卖家在这场盛宴中连汤也没喝上,不会闹意见吗?

2、淘宝究竟是什么模式?

淘宝,天猫,聚划算…都属“大淘宝”范畴,大淘宝的商业模式,是“平台”+“收费站”模式。

B2C是什么?B2C一端是工厂,一端是消费者,电商的魅力在此,即通过入驻平台,一步把工厂产品卖给消费者,由于中间环节减少,因此费用降低,可以把价格让给消费者,而从中赚钱。

但是,这说法忽略了“竞争”成本和其中的高额“收费”。而这才是阿里系,马云的生财之道。

我们从B2C的整个生态链条看,商家寄生在其中,才可以做生意,必须经历几个环节:

1,头部是品牌加产品,在中国,大多是工厂;

2、尾部是消费者。

中间环节:工厂出货–经销商(代理,代运营)–平台入驻–拍摄制作–店铺运营维护–营销(引入流量)–服务(转化流量)–客服和售后–仓储发货。

在 这样的模式中,特定的淘宝消费群约数亿,但每个特定的品牌和特定的产品都是对应其中特定购物需求的消费者,这种特定,就如大海捞针,比如一款名表,价格2 万元,在淘宝消费群中特定的消费需求有2万人,那如何找到这2万人?在淘宝平台给出的答案是:搜索。这2万人的具体需求不同,他们如何找到产品?影响他们 购物决策的除了价格,款式,功能,品牌…还有成百上千个来“找到”,“搜索”到产品的逻辑。

因此,如果你是卖名表的商家,你得每时每刻 在这特定的消费者“搜索”时,要第一时间第一位置“呈现”或美化你的产品。假定每天有3000人搜索这类款式的名表,在消费者看到你商品进行点击时,你进 行了“搜索”营销,即直通车,那么你至少得花费1000-2000元去竞价搜索,才有可能导入流量,这是做淘宝最基本的常识。

那么,等于 说,你在淘宝每天数亿的搜索需求中,精确的筛选到你要的特定消费者,这就是一条“通道”。只不过,如今淘宝和天猫上所有的“通道”,对于流量,都给出了 “收费站”的模式,而且还要竞价,拍卖,你出钱够狠,持续,天天花费,这个通道才能通畅,这尼玛就是中国的高速公路呀!

原谅我说的常识你都懂,但你或许不懂的是:如果我是一个这样的品牌,我应该直接跳过收费站,先找到这2万潜在需求的客户,直接找到他们,说服他们,干嘛那么费劲,天天烧,反复缴过路费,天天把产品放到推广位置守株待兔?这才是淘宝电商经营的逻辑?

按照社交媒体的定义,用户是通过分享激发需求,先变成特定品牌和个人的“粉丝”,他先告诉你喜欢,你再按需提供产品和内容的,这就绕开了“收费站”,用户喜欢就关注,这种“信用”,几乎无价。

这 里先不谈微信如何有可能是直接绕过收费站颠覆“淘宝式”购物的逻辑。因为你要看明白了上面的逻辑,你就会知道,微信和社交媒体是主动关注+相应的双向机 制,甚至是消费者关注+商家按需求响应的驱动模式,一旦成立,从工厂到消费者,就成为了一条不收费的康庄大道,B2C才是去掉了所有中间链条,一步到底。

所以,“大淘宝”今天给出的模式,只是阿里巴巴电商的逻辑,前提是流量必须花钱获得,高速公路其实早就是通畅的,但他们在建设好后,上面加了无数收费站,随着阿里巴巴集团上市的商业化进程,为了完善这个模式,收费站只会越建越多。

那么,你看懂淘宝和天猫的内在冲突了吗?

这 就是,天猫用“品牌”来聚集了少数有实力的公司化运作商家,开动“收费站”模式,促使“花钱卖流量”的商业模式可以成立。而淘宝的600万商家,多数是用 价格血拼,在价格差的空间中,不可能花得起钱去购买更多的流量,不花钱就慢慢走不收费的国道乡道,最后道路荒废。打个比方吧:等于淘宝600万卖家养起来 了整个血管和网络的大市场,最后被天猫这一超级收费高速公路的强大运力终结了。

五、天猫如此,其它平台呢?

京东,一号店,易迅和天猫有啥不同?

当 然不同了,不同首先在于淘宝已经培养了消费者购物的一套“中国标准”,而这些平台,多采用采销制,他们是“平台”+“一次性付费”模式,所谓“一次性”即 这些平台,集中向外采购流量,吸引消费者,对于经营者和入驻品牌而言,天猫模式本来就已接受,而这类平台,选择的首先是“品牌”,而品牌入驻,不过是增加 了在互联网上的“橱窗”,这就是所谓的全网营销。

这个费用是“显性”的,清楚可见,而经营天猫的几项叠加成本是“隐性”的。这有助于商家在经营中时刻控制风险成本和规模。

六、未来和颠覆

电子商务最终要回归是互联网常识,即互联网不仅有“平台”,更重要本质还是“通道”。

未来必然是“通道”的天下,手机是,APP是,微信是,你不需要平台,你只要有通道,就可以经营。而现在做通道的,只有微信,这就是马云是深沉危机,要不他封微信,美丽说蘑菇街干嘛?所有不属于阿里系不收费的“通道”,马云都会把他掐死。

但他能“掐死”吗?

未 来必然是移动互联网的天下,商品在工厂,在仓库,在货架,在虚拟的线上和线下都不要紧,通过物联网技术连接起来,再通过网络上的各自“通道”,直达消费 者。电商的定义,不仅是淘宝式的电商。归根结底,互联网的信息流直通消费者,可以随时随地,我们还要一个专门的购物“平台”“万能的淘宝”才能找到商品干 嘛?

互联网的革命性,决定了消费者购物不需要收费站的隔离,也决定了卖家必然走向开放式经营。

这个部分本文就不发散了,因为结论已经很明显了。

在模式之争中,天猫和其它平台并不一样,天猫只是转移淘宝的消费力即可,马云的电商根基还深得很,大家模式不一样,用不着慌张。

来源:http://www.e-gov.org.cn/dianzishangwu/qiyedianzishangwu/201312/146840.html


中国犯罪之乡地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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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犯罪之乡地图。

今天中国的盗窃、诈骗、抢劫等财产侵占犯罪,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强烈的地域性特征,特定类型犯罪发生后,公安往往会第一时间判断嫌疑人来自何方。

文/吴致远

“北京市公安局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网购及订票诈骗、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有发生,请不要……”

只要你踏进北京任何一家银行的ATM单间,都会自动播放警方提醒电信诈骗的洪亮语音,但电信诈骗的新闻仍时有发生。1月11日,电影明星汤唯遭电信诈骗损失21万元。几天前,更有一位沈阳老大爷虽有银行工作人员和警察轮番劝阻,依然遭电信诈骗损失40万元。有破解良方么?

当某种特定类型的犯罪发生时,有经验的侦查员几乎第一时间就能判断出嫌疑人来自何方。假如电动车及电线电缆被窃,多半是本地窃贼所为;而疯狂盗窃沿街店铺的往往是东北籍嫌犯,高档轿车则要考虑河北献县方向,徒手爬楼入室盗窃的几乎可以肯定是四川凉山人,技术性开锁入室的盗窃团伙一般来自江西宜春,而青海化隆则是造枪基地。

上 述案件要么目标特定,要么需掌握较高端的工具(特种轿车解码器)或技能(出众的攀爬能力,开锁技巧等),所以极易锁定特定籍贯人群。这类以籍贯区分的嫌疑 人在公安系统内被称为犯罪高危人群。他们所属的地域被称作犯罪高危地区。如前不久广东省公安厅出动3000多名警力围剿的博社村,其所归属的陆丰市即为中国制毒贩毒的大本营。

在外人看来,这种分析归类或许带有地域歧视之嫌,但它确实符合统计数据和警方内部办案经验。通常所说的犯罪高危人群,基本以盗窃、诈骗、抢劫等侵财类犯罪为主,作案踪迹遍布全国。近几年来这三类犯罪已占到全部刑事案件的70%以上。

根据公安部统计,犯罪高危人群分布几乎涵盖了每个省份,其中又以河南、安徽、湖南、江西、贵州、广西、海南等地最为集中。这些地方不仅犯罪高危人群规模较大,而且犯罪类型多,并能推陈出新。

比如河南驻马店是迷信消灾诈骗、冒充军警诈骗、色诱敲诈、假结婚诈骗的高危地区,贵州黄平是撬盗保险柜、丢包捡包诈骗高危地区,江西瑞金是外币诈骗、丢物捡钱诈骗、少钱变多钱诈骗、金元宝诈骗及ATM机吞卡盗窃等类型犯罪的高危地区。当一种犯罪手法广为人知,成功率较低时,这些地区有专人负责设计更新颖的犯罪套路传播,以研发和创新能力来对抗警方侦查手段和社会管理水平的进步。

从时代背景看,犯罪潮的出现,似乎是现代化进程中必然伴生的问题。

2012 年,中国城镇化率已达到52.57%,城市人口超过农村人口。但大批向城市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难以融入城市,他们多数文化程度低,缺乏职业技能,只能从 事收入不高的低技术含量的体力劳动。而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在效果上相当于将他们驱离城市。政策和感情的双重歧视下,很容易产生严重 的挫败感。

当 融入城市的梦想最终破灭,回乡又没有立足之地时,一方面是为了生存,一方面源于失衡的心理,很多人主动走上犯罪道路。他们以同乡和亲缘为纽带,互相传授犯 罪经验,结伙作案。一些人常年在外流窜,另一些人学会犯罪技能后回到家乡,传授给宗亲朋友,交叉结伙,外出作案,得手后回乡销赃及躲藏,在宗族掩护下逃避 侦查打击,犯罪带来的暴利不断吸引新生力量加入,于是形成了大大小小的犯罪之乡。

犯 罪高危人群和犯罪地域化的现象,其实是刑事犯罪类型化、专业化的逻辑延伸。如果将这类犯罪视为一种特殊的经济活动,则不难理解犯罪之乡的形成——犯罪技术 的学习和传授,不像正常的技术可以公开获得,它高度依赖熟人、亲戚之间的信任;越是技术门槛高,需要配套系统支撑的犯罪手段,其地域性垄断特征就越强烈。

另一方面,犯罪之乡的形成还与地区经济差异及特定的民情紧密相关。譬如儋州是海南第一大县级市,人口众多且构成复杂,客家人和黎族苗族混居,社会治安较差,黄赌毒泛滥,经济不发达,是多种类型的犯罪高危人群聚集地。深圳及广东籍网络诈骗团伙把儋州发展为下线和根据地,雇佣大批儋州籍青少年参与作案,且分工明确。

当 地甚至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有人负责盗窃身份证,有人负责用他人身份证开设诈骗用银行账户,有人负责具体实施诈骗,有人负责提款分赃。下属的那大镇甚 至出现了一个二手身份证交易市场,可以在此成批购买他们丢失或被盗的身份证。自2006年至今,受骗者遍布全国。儋州还是“金砂诈骗”案件的高危地区。源 源不断的犯罪收入又带动了当地娱乐业的发达,导致社会治安进一步混乱。

湖南娄底是电信诈骗、合成裸照诈骗及假金龟假金砖诈骗高危地区。电信诈骗最早由台湾传入沿海的广东福建一带。泉州安溪曾是此类犯罪的大本营,亚洲最繁忙的基站即坐落于此地的魁斗镇。自2004年以来官方重点整治后,台湾籍诈骗团伙将窝点转移到了湖南。

2010年公安部组织3000余名警力,协同台湾警方联手摧毁特大电信诈骗犯罪网络群,捣毁诈骗窝点及地下洗钱场所124处,仅长沙就出动警力2000人,抓获台湾籍嫌疑人近200名,捣毁窝点22个。

台湾籍诈骗团伙销声匿迹后,电信诈骗又被娄底双峰籍 嫌疑人接手,并发展出更灵活的单兵作战模式,在外省流动作案,得手后立即携带设备转移。我国现行侦查体制下,刑案由发案地公安机关管辖,而此类犯罪发案 地、作案地、籍贯地及嫌疑人所在地均不同,办案成本极高,往往无力打击。目前已由双峰蔓延到临近县域,高危人群规模近一步扩大。

济南商河县是盗窃牛羊及机动车、制造假烟等犯罪高危人群聚集地,连同河北献县、孟村、天津等地嫌疑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盗窃机动车产业链,有专人负责提供各类高档车解码器,有专人负责销赃,有专人负责踩点及提供作案目标。已经高度团伙化及职业化。几年前一次行动即在某犯罪专业村查获被盗高档机动车一百余辆。

通过以上分析不难看出,犯罪高危地区通常具备如下特点: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社会治安复杂,民情特殊。尤其最后一项,更是直接决定了各犯罪之乡的特色。

东三省作为传统重工业基地没落后,大批人南下寻求生计。在东北当地较少出现犯罪高危地区,而且东北人性格豪爽耿直,少机诈,暴力犯罪较多,偶有侵财类高危人群也是以持安全锤砸车玻璃拎包及盗窃沿街店铺为主。

河南及安徽阜阳、亳州等地的高危人群,以传统的诈骗为主,科技含量低,侵害对象多为文化程度不高的中老年农民。广东深圳等毗邻港澳的发达城市,主攻高科技犯罪,偏重于利用新兴的电信及网络平台实施诈骗盗窃,属于犯罪产业链的上游,并辐射带动了一大批周边省市的高危人群,而且其犯罪模式较少与受害人直接接触,人身危险性低。

江西湖南等地民风彪悍,犯罪目标较大,危险系数高。湖南桑植高危人群专门撬盗工矿企业保险柜,涉案金额极高,娄底双峰籍高危人群擅长PS裸照敲诈各地高官,江西上饶籍高危人群盗窃公墓骨灰盒勒索家属,目标往往选定中产以上阶层。江浙及福建以造假售假等扰乱市场秩序的犯罪为主。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在这些犯罪高危地区,为贼为盗不仅没有道德负担,反而是乡民艳羡的对象。在贵州黄平,年轻姑娘青睐的是靠外出撬保险柜发财的男性,遵纪守法在家务农的往往被人瞧不起。

受 制于人口、资源、地理位置和产业布局经济政策等诸多因素,中国的区际经济发展并不均衡,中西部地区要远远落后于东南沿海和北上广等经济群。城乡差距、地域 差距使以犯罪来平衡被剥夺感甚至具备了某种“正当性”,高危地区及人群以这样极端的方式“融入”社会分工,强行对收入进行再分配,争夺生存资源。

来 看一组数据:某年山东省济南市共立刑事案件73336起,其中外来人员作案43634起,占59.5%;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17196名,其中外来作案人 员8258名,占48%。其中,抓获外省犯罪嫌疑人5818名(分别为东北籍1204名、安徽籍803名、河南籍731名、江苏籍679名、贵州籍653 名、云南籍614名)。北京等地外来流动人口犯罪甚至占80%以上——某种程度上,犯罪在中国成了一种另类的先富带动后富方式。

从概率上看,我们的读者最有可能碰到的犯罪方式是电信诈骗。如果您希望您的家人免遭电信诈骗,或可告诉他们这样的方式应对——如果遇到自称是银行、保险、经济警察打来的电话,可对那个略带南方口音的人说:“昂岑桑哼雷格”,也许她会念及同乡之谊或认为遇见同道,放您一马。


土地、车牌都是高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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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叶檀

土地、车牌等资源成为中国人要负担的经济租金。

一线城市2013年土地市场大丰收,北上广深4大城市均创历史纪录,四大城市合计土地出让金已经突破5000亿元,达到了5014亿元,相比2012年全年的2005亿元,上涨幅度达到150%。上海更是创造单一城市2177.98亿元的年度土地出让金历史纪录,北京紧随其后高达1736.14亿元,广州和深圳分别为650.89亿和449.83亿元。从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最新数据看,全国300城市各类用地楼面均价上涨32.5%,也就是说,土地租金大幅上涨30%以上,远远超过CPI的增速。

除了房地产,大城市还有车牌费用。从1994年起,上海对中心城区新增私车额度通过投标拍卖的方式进行总量控制。公开数据显示,1994年-2008年,上海车牌拍卖累计收入155.5亿;2009年-2010年收入合计67.45亿元。截至2012年,上海市车牌拍卖收入总计已经超过300亿元,近两年增长迅猛。

今年1到10月,广州市本级土地出让收入329亿元,完成年初预算300亿元的109.7%,预计全年收入440亿元,超收140亿元,主要来自于土地超收收入。同期,广州市本级中小客车总量调控增量指标竞价收入达6.9亿元,完成年初预算3.6亿元的191.7%,预计全年收入7.7亿元,超收4.1亿元,而北京实行摇号制度后,目前北京摇号中签比高达99.5:1,一旦车牌拍卖,“钱途”不可限量。

土地也好,车牌也好,都是政府手中低成本高增长的租金,几乎可以一本万利,取代正常的税收增长。并不奇怪,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租金高,但政府以租金作为维持运转的主要财政来源,后患无穷。

政府必然成为市场主体,想方设法提高资源稀缺性,而后趁势提升租金价格。今天是土地稀缺,明天是道路稀缺,后天是水资源稀缺,考虑到中国的生活生产方式与庞大的人口基数,几乎无一不稀缺。此时,政府不是增加供给,不是平抑货币泡沫,而是成为“包租婆”大收其租,当地的经济生态就会短期化、就会恶化。不适合从事实体企业的人生活。

《经济学人》杂志每年公布全球生活成本排行榜,通过水电煤气、房租、零售品和服务等400余种商品价格,统计全球131个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而不是在这些城市旅居的外国人的生活成本。2013年度,上海的排名排在全球第30位,而纽约和洛杉矶并列第27位,上海紧追纽约。2012年度,上海排名超过纽约。可见不管怎样变动,中国主要城市的生活成本赶超国际大城市已成定局。而在国际人力资源公司美世的报告中,从2010年起,北京上海就超过了纽约的生活成本,差距越拉越大。如果加上国际化的程度,加上空气与水的质量,北京上海的成本将更高,而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均工资收入只有纽约等地的六分之一左右。

如果政府继续以“包租婆”身份坐地收钱,中国经济就会出现大麻烦。政府改革积极性不高,既然不改革只要靠垄断社会资源,就能够让当地的租金节节上升,为什么还要费心劳力进行深度改革呢?任何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进行国企改革,会触动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进行城镇化改革,会带来无数的利益分配纠纷,还不如坐在城中手数庞大租金来得合适。

后果已经显现。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只能让少数居住,如从事资本货币化的新贵阶层,如可以让权力、资源转变为高昂租金的老权贵,少数人拥有的财富数量深不可测,足以支撑起一线城市的高租金,一线城市实体企业空心化,钱生钱的游戏才是最热门的生意。实体企业空心化的现象向二三线城市蔓延,炒房、炒车牌、炒资源,直到当地实体经济崩盘,高利贷逃窜,进行几十年的休养生息。

办法不是降低租金,而是让政府的财政公开透明,用于基础建设、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之中,同时让企业进行选择,从高租金地区向低租金地区投资,拉平投资洼地,提高市场配置质量。

更重要的是,减少租金品种,把资源交回市场,权力机构依靠合法的税收有体面地生存,而不是通过变相贬低货币购买力,不断拉升租金价格,让诚实经营者走投无路。

香港经济空心化还能生存,如果整个大陆经济空心化,背后还有谁可以依靠?


逃离北京后的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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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人 左拉马

两年了,每每早上在窗外高大树木上栖息的麻雀叽叽喳喳的鸣叫中醒来的时候,我觉得我逃离北京的决定是正确的;但每月定时收到工资入户短信的时候,还是会狐疑当初决绝的离开是否明智。

在北京读大学四年后,谋得还算不错的一份差事。平时辛勤工作,闲暇的时候和朋友们聚餐或踢球,住处也从地下二层升到楼上的隔断,最后终于舍得花钱租住了一个位处北三环的三居室里的主卧。奥运会开幕的时候,和朋友们看着窗外灿烂的烟火,觉得北京真是个美好的城市。

工作三年多的时候,和女友正式领证结婚。有天下班早,我在地铁口等她一块回家,我端着眼镜终于在庞大拥挤的人流里看见她奋力挣扎着走出来的样子,那 个瞬间在我心里埋下了要离开的种子;然后开始留意到租住附近的小区房价一路不回头地涨到三万多,这和我们两人收入的比较让人绝望,所以要离开的念头便在我 心里发了芽;上了岁数的妈妈一不小心摔碎了膝盖,直到第二天亲戚邻居帮忙住院安顿好,才打电话告诉我们的时候,终于下定了早晚要离开的决心。

在大学同学和生活中的朋友陆续离开的时候,我也恰巧考上一座离家不算太远的小城的公务员,于是离开了生活了八年的城市,从一线城市跑到四线,跑到了一直揶揄甚至诅咒的体制内。

城市的大小,最直观的就是公交站的长短。北京不消说两个站点之间的遥遥无期,单是一个围绕在十字路口的同一个站点,两条不同线路换乘就可能让你找得 晕头转向。而这个小城公交车“请刚上车的扶稳坐好”话音一落,立马喊“请下车的旅客做好准备”。大多数时候其实我骑自行车花个十分钟上下班,爱人也只需在 门口乘坐半个小时班车去所服务的公司。再也不需要在人流中挣扎,不需要感受在地铁或者公交车被挤压得脸对脸呼吸都感觉到的局促和尴尬。

我和爱人花1000块在市中心公园的隔壁租了一套小两居室,小区道路两旁都是高大整齐的树木,夏天里虽滋生蚊虫却也因遮天蔽日而带来阴凉,深秋某个 寂静的早上会看到干净的鹅嘴黄般的树叶铺了一地。延伸的树枝甚至过于逼近窗户,以至于大早上就听得到叽叽喳喳的鸟叫,在鸟鸣声中起床,从容吃顿做好的早 饭,晚上6点吃完晚饭之后,常常会花一个小时走过小区的林荫去公园散步。而且靠着在大城市工作三年多练就的技能,我和爱人都能轻松甚至说毫不费力地做好分 内的工作。这个市区只有60来万人的地方,看起来也会是一个美好的城市。

然而,没过多久,我和爱人都不约而同怀念起北京来。在北京的时候,会约了朋友到随便一个大学操场上踢球,这个小城仅有的几个院校里面的操场,也都是 让人绝望的坑洼且长草的裸露土地,而且周遭几乎没有想和你一起结伴踢球的人;在北京的时候,和同事讨论的话题是经济、时事、体育或者文化,而在这个小城, 更多的话题是谁谁因了各种关系的升迁、邻里关系或者是午餐的种类;爱人更是因为同事们的过于亲近且多舌,闲散且不职业,不可抑制地怀念起曾无比“唾弃”过 的北京公司的大小头目;最格外怀念北京的,是每月定时收到工资入户短信的时候,看看生生砍去三分之二的收入,难免有些唏嘘,还好我和爱人几年来的积蓄足够 在这个城市里安家,才不至于让人心里太过发慌。

在小城市里生活两年,就会知道,离开北京,既逃离了北京的重压,也远离了北京的活力、新鲜、多元。看到小城里那些平凡中年人日子的平淡,仿佛一下子看到了十年后的自己,这种排除了可能性的生活,有时候和大城市的重压一样让人心里有丝丝绝望。

(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责编邮箱:shirley.xue@ftmail.com)


Over 11 Million Americans Spend More Than Half Their Income On 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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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yler Durden

As we wrote most recently in November, the median asking rent in the US just rose to an all time high…

… explained by the lowest US homeownership rate in nearly 20 years.

And while the charts above mean another year of record bonuses for America’s largest landlord, Wall Street-based Blackstone, they also mean something else for millions of ordinary Americans: a choice, which as Bloomberg summarizes, “We either eat, or we pay rent.

Indeed, in the new normal, the recovery means an ordinary American worker either has a roof above their head, or food on the plate. The two increasingly are exclusive.

No, that’s not a joke: here are the facts – an estimated 11.3 million Americans were spending more than half their income on rent in 2011, according to the Harvard analysis based on latest available Census data. That number represented a 28 percent increase from 2007.

But… but … how is this possible? After all, the recovery, right?  Wrong.

Stagnant incomes and increased demand for cheap apartments spurred the rise. Between 2007 and 2012, real median renter incomes fell by 7.6 percent, based on Census data compiled by the Joint Center. The number of renters climbed 11 percent between 2007 and 2011, U.S.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data show. A Census report released this month found that 31.6 percent of Americans lived in poverty for at least two months between 2009 and 2011, an increase from 27.1 percent over the 2005 to 2007 period.

And the nail in the coffin: the annual rate of change in real disposable income per capita just went negative.

The rest of the story is well-known. Wall Street landlords, who have access to cheap funding, demand a high cap rate, and as a result rents keep going higher and higher, and since the cost of capital is still sufficiently low to where even a less than fully rented out complex will generate a positive return, there is no impetus to lower prices in order to generate more demand (well, everywhere except perhaps in New York of all places, where rents continue to decline). Alas, for others this dynamics means being forced to move out (and not being able to squat in a house in which the mortgage has not been paid for years). Such as Hector Pinedra:

Hector Pineda spends 60 percent of his income renting a $1,500-a-month apartment for his family in Alexandria, Virginia. With housing around him slated to be torn down and replaced by pricier units, the 33-year-old cook worries his rent will go up or his building too will be demolished.

In the neighborhood where Pineda lives with his wife and their two sons, redevelopment will claim many of the area’s 2,500 affordable housing units, starting as early as this year, said Derek Hyra, an associate professor of Urban Affairs and Planning at Virginia Tech and a member of the Alexandria Planning Commission.

While the city and developers have pledged to provide 800 affordable apartments, Pineda says he expects many of his neighbors will have to move to find lower rents.

“This project is for people with money,” said Pineda. “I, working to clean homes, in a restaurant, can pay $2,000 to $3,000 for an apartment? Never.

Hector is just one of millions of Americans who are in the same boat. And what makes it worse is that any potentially affordable housing will soon blow up, literally.

The cheapest housing units across the nation are the most likely to be demolished, and new construction typically commands higher rents,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by the Harvard 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Meanwhile, foreclosures that soared after the housing bubble burst in 2007 turned thousands of former homeowners into renters, heating up competition for affordable units.

And when there is an entire group of people – read potential voters – that is increasingly angry due to the capital misallocation courtesy of the Fed, what happens? Why the government gets involved of course.

The number of households who were potentially eligible for housing assistance ballooned to 19.3 million in 2011 from 15.9 million in 2007. Meanwhile, the number of very low-income renters receiving support barely climbed, to 4.6 million from 4.4 million, the Joint Center analysis found.

Programs including the Section 8 housing choice voucher program didn’t expand in line with rising demand during the recession. The vouchers are the federal government’s main program for helping very low-income families, seniors and the disabled afford private housing and are administered by local agencies. By subsidizing rents, they can reduce payments to 30 percent of earned income.

Unfortunately, when the government gets involved, it always gets worse. And get involved even more it will. Guaranteed:

The number of renter households will increase by between 4 million and 4.7 million over the next decade, based on Joint Center projections. As baby boomers age into retirement the number of renting seniors will increase by 2.2 million, and that increase in fixed-income renters will drive up demand for assisted units.

But since the government’s incursion will merely accelerate the unaffordability of prevailing housing prices, this means that America is set for the first wave of reverse migrations, away from the coastal megapolises and into the heartland, in decades: “Without a clear fix, people and businesses may leave the most expensive rental markets — such as San Francisco, where rent appreciated 10.6 percent year-on-year in December 2013, according to data from real estate researcher Trulia Inc., based in San Francisco. They may move to places where workers can afford to live, said Mark Calabria, director of financial regulation studies at the Washington-based Cato Institute.”

That, or they may just opt out for the kind of “affordable” housing they can still get Uncle Sam’s loans to fund: cars.

And so, the New Normal recovery will truly be televised: from the “bedroom” on the rear seat of your government loan-purchased Chevy Tahoe.

http://www.zerohedge.com/news/2014-01-13/welcome-blackrock-recovery-over-11-million-americans-spent-more-half-their-income-re


Japan Unveils Its Worst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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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yler Durden

Any day, month, quarter, year, decade now; Goldman Sachs’ mythical J-Curve will arise from the cinder-strewn ashes of Japan’s current account. Japanese bond markets are rallying and JPY is weakening modestly after Abe’s increasingly disapproved-of government announced the worst balance of payments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on record. At JPY -592bn vs expectations of JPY -36bbn and its 5th miss in the last 7 months as economists and analysts and pretend portfolio managers just keep getting it wrong. The trade deficit plunged once again, missed expectations once again and printed at the 3rd worst deficit ever with the 16th monthly trade deficit in a row. But apart from that, the Nikkei is -1000 points from the 2013 close highs and apart from rumors of a big bank selling JPY to defend 103, the trend ain’t Abe’s friend for now…

20140113_jap1

 


We Will Be Told Hyperinflation Is Necessary, Proper, Patriotic, And Eth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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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Patrick Barron via Th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Hyperinflation leads to the complete breakdown in the demand for a currency, which means simply that no one wishes to hold it. Everyone wants to get rid of that kind of money as fast as possible. Prices, denominated in the hyper-inflated currency, suddenly and dramatically go through the roof. The most famous examples, although there are many others, are Germany in the early 1920s and Zimbabwe just a few years ago. German Reichsmarks and Zim dollars were printed in million and even trillion unit denominations.

We may scoff at such insanity and assume that America could never suffer from such an event. We are modern. We know too much. Our monetary leaders are wise and have unprecedented power to prevent such an awful outcome.

Think again.

Our monetary leaders do not understand the true nature of money and banking; thus, they advocate monetary expansion as the cure for every economic ill. The multiple quantitative easing programs perfectly illustrate this mindset. Furthermore, our monetary leaders actually advocate a steady increase in the price level, what is popularly known as inflation. Any perceived reduction in the inflation rate is seen as a potentially dangerous deflationary trend, which must be countered by an increase in the money supply, a reduction in interest rates, and/or quantitative easing. So an increase in inflation will be viewed as success, which must be built upon to ensure that it continues. This mindset will prevail even when inflation runs at extremely high rates.

Like previous hyperinflations throughout time, the actions that produce an American hyperinflation will be seen as necessary, proper, patriotic, and ethical; just as they were seen by the monetary authorities in Weimar Germany and modern Zimbabwe. Neither the German nor the Zimbabwean monetary authorities were willing to admit that there was any alternative to their inflationist policies. The same will happen in America.

The most likely trigger to hyperinflation is an increase in prices following a loss of confidence in the dollar overseas and its repatriation to our shores. Committed to a low interest rate policy, our monetary authorities will dismiss the only legitimate option to printing more money — allowing interest rates to rise. Only the noninflationary investment by the public in government bonds would prevent a rise in the price level, but such an action would trigger a recession. This necessary and inevitable event will be vehemently opposed by our government, just as it has been for several years to this date.

Instead, the government will demand and the Fed will acquiesce in even further expansions to the money supply via direct purchases of these government bonds, formerly held by our overseas trading partners. This will produce even higher levels of inflation, of course. Then, in order to prevent the loss of purchasing power by politically connected groups, the government will print even more money to fund special payouts to these groups. For example, government will demand that Social Security beneficiaries get their automatic increases; likewise for the quarter of the population getting disability benefits. Military and government employee pay will be increased. Funding for government cost-plus contracts will ratchet up. As the dollar drops in value overseas, local purchases by our overextended military will cost more in dollar terms (as the dollar buys fewer units of the local currencies), necessitating an emergency increase in funding. Of course, such action is necessary, proper, patriotic, and ethical.

Other federal employee sectors like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and the TSA workers will likely threaten to go on strike and block access to air terminal gates unless they get a pay increase to restore the purchasing power of their now meager salaries.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will also be under stress to increase the pay of their public safety workers or suffer strikes which would threaten social chaos. Not having the ability to increase taxes or print their own money,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be asked to step in and print more money to placate the police and firemen. Doing so will be seen as necessary, proper, patriotic, and ethical.

Each round of money printing eventually feeds back into the price system, creating demand for another round of money printing … and another … and another, with each successive increase larger than the previous one, as is the nature of foolishly trying to restore money’s purchasing power with even more money. The law of diminishing marginal utility applies to money as it does to all goods and services. The political and social pressure to print more money to prevent a loss of purchasing power by the politically connected and government workers will be seen as absolutely necessary, proper, patriotic, and ethical.

Many will not survive. Just as in Weimar Germany, the elderly who are retired on the fruits of a lifetime of savings will find themselves impoverished to the point of despair. Suicides among the elderly will be common. Prostitution will increase, as one’s body becomes the only saleable resource for many. Guns will disappear from gun shops, if not through panic buying then by outright theft by armed gangs, many of whom may be your previously law-abiding neighbors.

Businesses will be vilified for raising prices. Goods will disappear from the market as producer revenue lags behind the increase in the cost of replacement resources. Government’s knee-jerk solution is to impose wage and price controls, which simply drive the remaining goods and services from the white market to the gangster-controlled black market. Some will sit out the insanity. Better to build inventory than sell it at a loss. Better still to close up shop and wait out the insanity. So government does the necessary, proper, patriotic, and ethical thing: it prints even more money and prices increase still more.

The money you have become accustomed to using and saving eventually becomes worthless; it no longer serves as a medium of exchange. No one will accept it. Yet the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print it in ever greater quantities and attempts to force the citizens to accept it. Our military forces overseas cannot purchase food or electrical power with their now worthless dollars. They become a real danger to the local inhabitants, most of whom are unarmed. The US takes emergency steps to evacuate dependents back to the States. It even considers abandoning our bases and equipment and evacuating our uniformed troops when previously friendly allies turn hostile.

And yet the central bank continues to print money. Politically-connected constituents demand that it do so, and it is seen as the absolutely necessary, proper, patriotic, and ethical thing to do.



Just Three Char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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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Tyler Durden

With today’s biggest drop in stocks in over 4 months, we are reminded of three recent charts that raise considerable questions as to the path forward. From Mclellan’s 1928 analog to Hussman’s bubble trajectory and the extremes of bullish sentiment, this week marks a ‘line in the sand’ for bulls to take this to the Hendry moon or for it not to be different this time…

Mclellan’s 1929 Analog…

Hussman’s Bubble Trajectory…

Based on the fidelity of the recent advance to this price structure, we estimate the “finite-time singularity” of the present log-periodic bubble to occur (or to have occurred) somewhere between December 31, 2013 and January 13, 2014.

And the Market’s Most Bullish Bias On Record…

Is it any wonder there are less BFTATH-ers left?

Charts: John Hussman, John Mclellan, and @Not_Jim_Cramer


江西公务员夫妻隐性收入消失 考虑退出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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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客在商场的高档白酒货架前驻足挑选。春节临近,受“禁令”影响,以高档白酒为代表的节日礼品市场面临考验。新京报 记者 王远征 摄

原标题:“禁令年” 近八成公务员未收礼

去年一年,从中央八项规定、六项禁令,再到多部约束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各项行为的具体“禁令”,几乎涵盖了公务员们工作生活各个方面。

一些分属各系统不同级别的公务员,近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为官不易”,在失去隐性收入后,一些人甚至考虑离职转型。不过也有公务员表示,受“禁令”影响应酬减少后,自己身体状况要比以前健康,也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同样发出感慨的,还有那些常与公务员打交道的企业负责人,作为送礼的“主力”,在“禁令”之年,他们的送礼金额大幅下降。对他们而言,最大的希望,就是这些“禁令”能长期发挥作用。

“禁令”重压下调动变离职

张俊和陈芳是夫妻,两人三年前同时考上公务员,在江西两个不同的城市工作。

去年之前,夫妻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能调到同一个城市。随着“禁令”而来的福利取消、隐性收入减少,他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眼下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已经变成了:谁离职。

消失的“收入”

虽然长期无法团聚,但张俊还是对之前的生活感到满意:他和陈芳都是端着“金饭碗”的公务员,各方面都比较稳定。收入方面,两人的工资并不高,加起来每月约在8000元左右,不过所在的系统面对企业,多少有些“油水”来补贴生活。

张俊说,逢年过节,他和妻子都能收到购物卡和高档烟酒等礼品,加上单位作为福利发放的一些日常用品,两人日常生活开销几乎不用自己花钱。

去年,随着中央一道接一道的禁令,张俊发现生活发生了彻底改变,所在单位的一些福利取消了,原本的隐性收入,也因为高压政策不敢收了。“购物卡、烟 酒都不敢收了。”张俊笑称,2014年的挂历都是自己掏钱买。两个人的开支又彻底回到用工资卡结算上来,这让两口子一下子觉得自己“很穷”。

离职起争议

张俊说,这些年来自己一直在想办法,解决和妻子分居两地的问题,但公务员调工作对于没有关系的他俩来说太难,加之现在“生活不易”,于是其中一个离职,到另一人所在的城市去的想法开始浮现。

陈芳说,两个人准备要孩子,现在双方都是公务员的日子,今后肯定不好过。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夫妻俩开始讨论谁离职的问题。张俊纠结的是,他的发展前景更好一些,而妻子在省会,城市各方面设施又好过自己所在城市。

陈芳则认为男人不应把青春消耗在朝九晚五的日子里,“他应该出去闯一闯。”

这个事情从最初的讨论,演变成了两人的口角。张俊也无奈,自己并没指望通过当公务员发财,可原本平静富足的生活也被打破,让他觉得多少有些残酷。

中秋遇“禁令” 月饼不敢收

小许2009年大学毕业后考上了福建某省直机关公务员,主要负责一些单位的考核。工作勤勉、肯干,如今已是副科级干部。因为工作关系,也成为一些单位的公关“目标”,小许说,没有单位想落后,因此在考核时,他成为了被突破的对象。

无人送礼家人不解

“请客吃饭比较正常,然后是购物卡和一些烟。”小许说在2013年之前,他的主要业余时间就是应酬,而收的购物卡数额一般在300-500元,每年大约有10张,烟则是软中华。

“看到好多公务员受到处理,中央是动真格的了。”小许说,他很快就推掉了一切应酬,送烟和购物卡的也几乎没有了,偶尔还有人送,也坚决不收。

去年中秋前,关于禁收月饼的禁令出台后,小许连月饼也不敢收了。往年过节,他会把别人送的东西拿些回家送亲戚,现在什么都没有了,家人多少有些不解。“管得越来越细,看来以后公务员是越来越不好当了”。

“环境推着你走,不知不觉自己就被改变了。”小许说,以前大家都在收购物卡,自己不收可能就成为另类,现在“一刀切”,不用顾虑太多,拒绝也拒绝的心安理得。

少了应酬多了心安

过去一年,小许生活也确实在发生着改变,过去一周有四天时间在外喝酒吃饭应酬,也因此喝出了酒精肝,“现在形势变了,对方也知道,所以也不会做让你 为难的事情。”小许说,现在少了应酬,生活变得简单许多,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去打球,或者回家陪家人,此前喝坏的身体也慢慢恢复过来了。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浙江省台州市某机关单位的公务员小陈身上,“我的单位本来就是一个‘清水衙门’,往年也就年底收一两张购物卡。”小陈说,过去的一年,他一张购物卡也没收,“原本生活就简单,现在就更简单了。”

小陈认为一方面单位查得严,一方面自己不想“撞枪口上”。

“其实类似的禁令往年也有,但往往禁而不止。”在小陈看来,2013年不同往年,规定细致,且对违纪行为一直采取高压态势,不仅查处了许多公务员,甚至还点名道姓公开通报。“我可不想成为那个典型,还是好好工作吧,简单就简单点,起码心安。”

官员朋友变得“陌生”

王丽是北京某商业银行的一名负责对外公关的客户经理,她过去一年的工作也因“禁令”,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因为职务关系,王丽每年都有拉存款的任务,她在这方面积累了不少资源,尤其是某大型国有企业,每年都带给王丽固定的存款数额。

2013年之前,王丽每到节假日,都会去该大型国有企业和她对接业务的负责人家里坐一坐,“每次都是送2000元的购物卡,一年大概送一万吧。”

不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王丽接连吃了闭门羹,“原以为那么久的交情,可以称朋友了,但发现结果不是。”

王丽说,去年中秋国庆,她去送购物卡,但对方怎么也不肯收了。随着2014年的到来,王丽顿觉存款压力很大,“元旦的时候又去了一次,结果对方说不要再送了,现在查得严。”

有同样的反应不止一家,王丽发现此前的客户也都以禁令为由拒收任何东西,“态度都变了,变得很陌生。”王丽说,现在担心存款量能否完成。

企业送礼金额降一半

刚过去的这个元旦,老张给自己的企业算了去年送礼的账,和2012年相比,送礼金额下降了一半。

老张14年前在福建创办了一家服装厂,和大多数办企业的人一样,老张每年都要在人情送礼上花去一大部分钱。按老张的话说,“这是不得不花的钱”。

2012年老张花在这方面的金额将近20万,去年虽然也送出去10万,但老张觉得“有降那就是好事”。

让老张觉得变化的地方是,不再有以检查为名来自己办公室“坐坐喝茶的官员了”。以往遇到这种情况,老张一般要送出去两三千的购物卡,此外每逢过节,他还要去相关单位“泡茶”,有时喝一壶茶都要花去近一万元。

去年老张中秋去“泡茶”,送礼遭到了拒绝,老张担心金额不够对方不要,但后来发现企业也没遇到什么“问题”。

禁令带来的开支节省的另一个表现是吃饭喝酒少了,去年,老张发现官员都不爱去吃喝了,老张说原本他隔十天半月都会主动打电话给他们,约出来“叙叙旧”,但去年一年,老张都没约到人,“他们也说查得严了,就算了。”

老张惊喜这些禁令带来的变化,和同行聊天,他也会说起这些禁令,希望“可以持续有效地发挥作用”。

(本版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中国经济会崩溃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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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海边的老王

昨天下午我带家人去极乐汤洗日式桑拿,到门口吓了一跳,门口蜿蜒曲折的队伍,拉直了队伍有三十米长。问保安大概需要多久啊,保安说吃不准啊,有可能半小时,也有可能一小时。想想里面澡堂里人挤人的架势,我们立即打道回府。

我的哥,你知道日本鬼子的东西一向不便宜,洗澡、吃饭、理发修面,全套弄下来,几百块一个人是跑不了的。

发生了什么?

我再说一个故事,朋友的朋友是做日本料理供应商的,后来供应店铺太烦,你知道中国的腐败渗透到每个角落,饭店里面从采购到大厨,人人可以割你一刀,一个不注意,勒索就上来了。后来,这位老兄不得不转向新鲜直送家庭。也就是三文鱼、北极贝等生鱼片直送家庭购买。只一年时间,就扩展到租几千平米的工厂,雇佣数百人。

我的姐,你知道这里不是美国,海鲜并不便宜,为何扩张这么快?发生了什么?中国的中产阶级消费在升级!

外部的一些统计数据表明,至2012年底,中国居民总资产为263.16万亿元,其中金融资产106.09万亿元,实物资产157.07万亿元;总负债为16.14万亿元;净资产为247.02万亿元。

这两年以来负债急速上扬,预计不足10%,这是全球最惊人的家庭资产总额。而美国总资产在12年底只有57.1万亿美元,超过2成。

不过人均中国只有3.3万+美金家庭资产(含负债),美国人均资产18.5万+美元资产,为美国2成。

我同意这样一个说法,如果中国的房地产泡沫破裂,跌去一半的话,则资产仅剩下130万亿元;跌去7成,也就只剩下80万亿左右资产,而负债仍旧是16.14-24万亿左右。那么净资产就可能只剩下最低56万亿,人均净资产7000美金,人均负债3000美金。

但是,这里面有个非常令人伤感和悲催的故事:如果中国房地产崩溃,中国的家庭中大部分人是不会破产的,因为他们的借贷远小于家庭资产。

所以,中国可以安心的一点是不用担心中国家庭还不出债务,剩下的问题是操心高达200万亿的地方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其他债务。

中国最危险的贷款来自于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信贷,中国审计署给出的数据是地方综合负债超过30万亿。以一个估算系数来说,其中的十万亿是死钱。

钱的数字不是问题,问题在于这些钱,连同许多房地产业的影子信贷正以12-18%的综合利率滚动。

这才是大问题。

新一届中国政府正改变地方政府官员政绩的考评办法,设定了许多框架,我个人的看法是当GDP考评告一段落后,真正能被地方官重视的是财政平衡,也就是gdp和负债的均衡,最重要的是负债追责。其余的很多事情无法量化,也就全看上级好恶。

中央政府心知肚明,所以并不希望房地产业垮掉。2013年的土地收入再次超过3万亿,而且许多地方负债被展期,以免集中偿付期到来,击垮地方。

照我的看法,这些债会永远被展期,怎么应付后面产生的高利率才是核心问题。

欧洲中世纪,意大利的北方城邦国拥有全欧洲最好的利率,其余的国王则被高昂的利率击垮,直到覆灭或者赖账,因而产生谚语:不要借钱给比你强的人。你干的过持有武装的国王吗?这是高风险借贷,因而利率高企。

那么,无论你是信托还是险资,你干的过地方政府吗?所以地方债是高风险债,利率高企。

好在中央政府已经开口,可以允许地方发债,而且希望是低息的长债—这点,你让我偷笑一下,地方政府能做到低息吗?

只有中央政府才具备这样的信用,地方政府已经在过去的十几年里用完了他们的信用,并在疯狂的负债扩张中,明朗的告诉市场:我们是不会还钱的。

什么?我家里只有10块钱的资产,你以为我借你一万块,会还钱吗?你脑子坏了,还是我脑子坏了?

对不起,市场不会理解错的,所以地方债一定是高息债,除非你强迫银行借贷。如果你交给市场去判断,地方债一定会变成高息债。不信?看看国债期货跌成什么样子了?shibor的三个月以上收益率涨成什么样子了。

这又回到房地产业。

按揭贷款利率是长债,长期利率在上扬,你告诉我银行业还会不会支持房地产贷款呢?

还会?

你脑子坏掉了?还是银行脑子坏掉了?

在一个高利率时代的来临之际,所有政府想要左右的要素都在改变,换言之,政府将无法左右市场。无论过去想打压房地产市场,还是现在压制小产权房、农民土地转让的权利来稳定房地产市场,都做不到。

所以,2014年的房地产市场会发生异变,从2012年以来的三四线城市房价下跌,蔓延到中心城市,即使是限制500万以上的城市土地供给也没有用。

房地产上扬的唯一理由是资金泛滥,炒家借助于银行资本高杠杆炒作,在高利率时期演变成去杠杆化的历程,绝不会带来房地产继续暴涨,之后就会变成恶性循环。

任大炮再攻击小产权房非法也没用,房地产业再绑架中国政府政策也没有用!这话我搁在这里了。

但是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呢?

不会。

回到上面的观点,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东部沿海城市已经成长起来了,在夜间卫星照相中可以看到的最闪亮的以北京为核心的渤海湾经济圈、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经济圈、广州深圳为核心的珠三角经济圈、武汉重庆成都为核心的次级经济圈,已经有了绝对数惊人的中产阶级,他们变得消费力惊人。

这是中国每年2万亿旅游产值的来源,也是中国海外购物上千亿美元的来源,也是汽车消费年销售接近2000万辆的源头之一。

中产消费者的消费正在升级,在满足了居住后,他们再次掉头回到衣食居行的升级换代,从餐饮到旅游到精神消费的递增,你可以看到电影业的消费已经在接近和超越美国市场。

所以,这是中国可以看到的未来。

中国的问题在于货币资源错配,在于既得利益全体从房地产业和土地中谋取了暴利而不肯放手,而他们的能量惊人,可以控制整个国家的动向。而他们又没有强大到控制整个市场力量,这是我很悲哀的事情,其实我希望他们是神,可以把巴比伦塔造上去,造一个一万米高的摩天大厦,展示你的雄起和强壮吧。

抱歉,我知道你们做不到,再吃伟哥也没用。

货币资源要回到实体经济,制造业是中国的基石;要回到新型的高科技,像我不欣赏的百度、我欣赏的阿里体系、我非常敬仰的腾讯、我很喜欢的流氓周360等等,都值得尊重;要扩展服务业,为广大创业者和消费者提供空间。

中国的未来仍旧要取决于权贵阶层的约束,对中小企业创业阶层的支持,对基业长青的私权保护,有恒产者有恒心。

地方官的积极性如何调动才能让他们放弃时刻谋取私利的心,去为大众牟利呢?不太容易,神仙好过,小鬼难挡。就像上面所说的,中国的腐败渗透到每一个机理,连每一个店堂的采购和大厨都会谋私利;每个零售业的楼面经理和保安都会谋私利,给供应商制造麻烦。

而中国的公务员队伍是如此的庞大,小鬼小仙是如此的多,用新加坡的高薪养廉做得到吗?他们才是一个小城邦而已。

未来宪政体系的制衡才是唯一之道。

对于私权能够做的到吗?对农民的利益保护,和城市反哺农业?我没看到有改善的迹象,三中全会所说的美好未来,都似乎踪迹全无。

短期内,中国经济仍旧取决于财政平衡的能力,取决于明斯基时刻的到来如何应对,高利率时期的债务危机如何消除。金融危机一定会发生,时间问题;经济危机未必,因为中国的经济格局已经变化。

至于明年是不是会调低准备金率?有可能;是不是降息,不太可能。

欧洲是否会加息,可能性不大;美国是不是持续退出,未必。

所以,2014年是不是会爆发全球性的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是不是从中国开始,概率不是很高。

但很多变数都存在!

至于长期,好吧,又回到凯恩斯的老话:长期我们都是要死的。


我老家的土地竟然如同国有资产般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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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华斌

昨 天一位老乡从外地打工回来,我们在一起吃饭;吃饭时我们谈起了我老家村里六十年的变化。他说我们老家解放初期竟然是各种谋生手段都在村里,而现在却是村里 没有了任何谋生的手段;更重要的是现在土地也没有了,所有依靠土地吃饭的农民再也不可能生产出土地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土地流失竟然如同国有资产那样,成为 了上级领导随心所欲的产物。正因为如此,所以很多土地流失竟然村民都不知道;与国有资产流失相同的就是土地流失是贬值的,所以很多土地流失了竟然没有一分 钱。当然与土地同步流失的还有集体财产,因为村里的仓库、农具和耕牛竟然也是没有钱而消失的;连村里的水塘都莫名其妙地消失了。所以这位老乡说今后乡亲们 只有外出打工这条路,因为其它的生产资源都没有了。

是 啊!我村解放前虽然没有地主这样的富户,但却是我们当地比较富裕的村子;因为我村的平均田地最多。更重要的是解放前夕我村竟然有多家手工业,如我家祖父是 开染坊的;叔祖父是做米粉的。除此之外,村里还有熬糖的和做酒的;也有一家竟然是依靠枣树而卖枣的农户,因为他家有一片枣林。谁知解放后这些手工业被禁止 了,而只有做米粉收归集体所有了;于是村里有近十个人常年做米粉,另有几个人常年到处挑担到各村卖米粉。正因为如此,所以土改时我村的田地是300多亩;山林300多亩,人口80多人,而且还有经济来源。现在六十多年过去了,我村现在是人口150多人(农村户口的人,而男性进城有城市户口的人也不到10人);但现在田地却只剩下70多亩了,而且山林基本没有了;没有任何经济来源,因为做米粉的设备也不见了;而做米粉的房子竟然被村民改成了私人住房。

也就是说经过这六十年的轮回,我村的人口增加了一倍;而田地流失得只剩下原来的五分之一了。当然这么大的田地流失也是分几个阶段的,而每个阶段都与当队长的人直接有关系。如1958年我们这里修建水库,于是有几个村子被搬迁;当时的公社书记动员这里附近几个村子捐献土地。可竟然没有任何村的队长表态愿意,而只有我村的队长表态愿意;而且说上级领导需要捐献多少就是多少。结果我村捐献出去了田地100多亩,山林50多亩;自然我村的队长是我们当地队长中第一个入党的人,而且还到处接受表彰。在他的带动下,也有几个村的队长象征性地捐献了一些田地;可依然还是有几个村的队长坚决不愿意捐献,自然没有过多久这几个村的队长全部被莫名其妙地免职了。

后来多少年的土地没有变化,只是到了文化大革命中才又发生了变化;这是唯一田地增加的年代。因为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我村所有在水渠道下面的住房全部拆迁到山上去了;因而这是这六十年来唯一增加田地的年代,好像也就是增加了不到20亩的农田。当然在文化大革命中除了做米粉外,我村每年春节前还接到做豆丝的副业;所以每年春节前是全村男女老少全部做豆丝。然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田地政策也发生了改变;一些村民要求自主盖房,结果回到原来老屋基的和新在农田上盖房的一下子增加了20多户;最后不仅将原增加的20亩农田全部占用,而且还新损失了近20亩的良田;因为当时在农田中建房竟然也得到了上级领导的批准。

然而到分田到户时,大队又莫名其妙地占用了我村100多亩山林与部分良田;说是林场不能归小队所有。正因为如此,分田到户时我村里只有不到200亩的山林和110多亩的良田;所以当时只能是每人一亩山林与半亩多一点的良田。由于分田到户了,所以村民在自己的责任田里做房子成为了正常现象;结果良田又莫名其妙地减少了不少。再加上村民根本不愿意到自己的责任山林去耕种,结果有120多亩的山林竟然长期被当地村民耕种。更不可理解的是当政府在核发林权证时,竟然将我村的这120多亩山林的林权证发到这些当地的村民手里;而我村的人竟然没有任何知道。后来是国有企业要征用这片山林时,这补贴费竟然发给当地人时我村的人这才知道;由于队长接到了上级领导的通知,禁止上访也就拒绝组织村民上访;再加上村民到处打工,这120多亩山林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彻底流失了。

再后来一条高速公路从我村这里通过,于是又占用了良田30多亩;当然这占用良田也没有见到补偿,因为除了该责任田的村民得到了每亩3000元的青苗费外;而乡亲们竟然没有见到任何一分钱,因为村干部说这钱要搞基本建设。后来为了平息我村老百姓的不满,竟然私自将我村附近的山林几十亩卖给人家做坟墓;于是按照每亩25000元发到村里。可队长说这是要修路的钱,也没有发给村民一分钱。然而最后除了几家在农村当干部的家能通车外,其它老百姓的家还是原来的土路;唯一改变的就是用这钱帮助每家通了自来水,这大概是乡亲们唯一感受到的新变化。

在 这些田地流失中的队长,只有文化大革命中的两任队长没有任何好处;因为当时坚持原则不允许村民在田地里做房子,所以很快就都不愿意干了。而流失田地的队长 都得到了好处,基本上都入党了;尤其是最近的几任队长即使下来了也被村干部委任为村民代表,所以村里吃喝玩乐照样有他们的份;这就是我那个小山村的变化, 因为土地流失如同国有资产那么容易;而且还是贬值流失。正因为如此,今天我村根本没有任何能就近就业的资源;所以不能外出打工的人只能是连饭都没有吃的 人,这就是我老家农村的实际情况;也正因为如此,没有乡亲们知道明天在哪里;因为村干部给大家的答复是迟早要搬迁,何必留恋这个家(村)呢?我不理解的是 乡亲们搬迁后是不是组织安排工作,如果还是自谋出路的话他们还真的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了;因为现在祖宗留下的资源在这代人手上已经消耗一光了。更重要的是土地流失了而钱也没有,这才应该是他们愧对后代人的原因。


汤唯被骗背后的江湖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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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马庆云

今天网上,汤唯遭遇电话诈骗的新闻,比任何娱乐事件都能引起网民关注。究其原因,不过是因为咱普通老百姓更是同样遭遇,明星终于跟咱们老百姓吃了同一碗儿羹。当然,出于职业的敏感度,我将汤唯被电话诈骗了21万的那条新闻报道给纸媒记者朋友观看,朋友却给出了一些他的看法。

作 为新闻报道,纸媒刊载的文字为自身的真实性负责,因此,不需要累赘报道汤唯银行给工作人员签名,且没有必要刊载一副汤唯的背影银行照片。同时,咱老马银行 工作的大姐也告知,她们在工作时间内要签名,会吃不了兜着走,这点基本原则还是懂的。这些迹象表明,这篇报道在努力通过佐证材料来证明一个问题,新闻是真 的。它们不是在报道新闻,而是证明新闻。

老 马曾在某已经上市的影视公司给老大当第一大助理(有点皇帝身边死太监的意思)。我司艺人经纪要求严格,艺人自己现身银行动用钱款,那公司配备的艺人经纪肯 定是要被处分的,一旦生出恶劣事件,这些艺人助理可能面临被公司起诉。同时,公司艺人进入剧组拍戏,是严谨私自外出的,更何况是去给电话骗子打钱。汤唯所 在经纪公司,按新闻报道来看,简直是亲娘开的了,对艺人真好。

此新闻报道出来几个小时后,同样走国际女星路线的范冰冰微博刊载,转发范冰冰的一条微博,送小范的半裸体台历,且能与其互粉。在众多留言中,有些留言惊人的相似:汤唯花21万上了三个小时的头条被范爷的一条微博给盖过去了。

以上这些都只算是背景材料。我继续补充一些背景材料。一些国际品牌,在中国区域(可能叫大中华区)的艺人代言,眼看着到农历年年底了。好几个大品牌,都是春季换代言艺人的,是与以前的明星续约,还是重新找更符合2014潮 流的,都需要在最近一段时间定夺了。艺人给公司拍影视剧赚的钱,还真没代言几个国际品牌赚的多。拍一部戏,对外报价,像汤唯、范冰冰这样的,也不过一千 万,但是代言一个国际品牌,可能是这个价码的好几倍。某国际品牌要在春季换新的代言人了,汤唯、范冰冰有没有竞争关系,不得而知。

以我狭隘的观点推测。汤唯的这次被骗,很可能是将计就计。艺人的手机,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允许自己携带的。(ps: 这一点大伙可以微博问问女神柳岩,她妈妈见她一次有多难。)不排除电话骗子真把诈骗的东西发到汤唯的手机上了。但是汤女神自己单独看到的几率基本上为零。 艺人助理,需要了解艺人的一切状态。这些诈骗电话与短信,至少艺人助理是知晓的。一个人一时间犯浑,可能被骗,两个人,也一块儿短路了?我只能说,我若是 汤女神的助理,我会跟公司这么请示:花21万给骗子玩玩,钱肯定能找回来,头条也肯定能上,要是我司的媒体公关跟的上的话,最好再加上一句,女神好单纯。

基于以上的这些常识的补充,我们可以不必着急为汤唯被骗这事儿定调子了。当然,排除汤唯这个火热的字眼,我们仅看看电话诈骗这件事儿,或许所有人都遇到过,为何禁而不绝呢?到这里,老马又要絮叨一件刚刚发生的事情了。

前几天的一个中午,我正在午休,刚睡觉,一个电话骗子打到我手机上来。让老马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顿,果断挂掉。骗子竟然又打回来骂我。咔咔。骗子号码归属地是杭州的。我果断打到杭州110处 报警。一个女警察的声音说让我等会儿,然后找来一个男警察。男警察问我在何地。我说石家庄。他说,这事儿不归杭州管。无奈,只能打咱老马辖区的派出所电 话。石家庄的片警过来登记事情之后,无奈地说,骗子在他们杭州,让咱石家庄警察飞过去啊?片警表示,回去立马上报案情,只能期待杭州方面能真做点事儿了。

一 连数日过去了,这事儿算是石沉大海。这件事情其实说明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骗子是以全国为单位进行诈骗的,而我们打击骗子,是以行政区域市级为单位的。在面 对跨省、跨市诈骗的时候,有些数额较少的,很难形成联动打击机制。也正是抓住这一点,很多电话骗子,盯住的,都是外省电话,基本上不骗身边的。这种伎俩, 无疑给我们当下的打击制造了很大的障碍。

汤唯被骗,无论是顺水推舟、将计就计,还是很傻很天真,电话诈骗本身,都值得我们警惕。在呼吁老百姓谨防上当的同时,有司加强联动机制与打击力度,才是正途。


卧底蓝翔计算机系!黑客只是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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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4月,我报名进入蓝翔技校,在计算机系网络技术专业学习了近二十天。
体验见这篇发表在时尚先生杂志上的文章。
另外,美容美发系的学习体验,我准备约另外一个哥们写,得等一段时间。

黑进蓝翔

我到达济南的那个中午,天色阴沉,乌云盖住整座城市。

来 接站的司机带我上了一辆溅着泥浆的黑色伊兰特轿车。开出济南西站不久,我们上了一条布满碎石与小坑的路。窗外灰尘弥漫,偶尔有渣土车轰隆驶过。司机走错了 几次路,我彻底失去了方向感,只记得路上尽是工地、汽配店、小饭馆、批发市场。不知过了多久,眼前出现一片灰色建筑群。车猛一拐弯驶进一座大院,我们到 了。

一个小伙子走过来,笑着跟我打招呼,帮我拿了行李。我匆匆打量周围几眼,四月的济南依然景色寥寥,巨大的广场后面蹲着一座方形的大楼,楼前是长长的阶梯,广场两侧栽种的小树没有几片叶子。这里的一切像极了某个县的县政府。

接待大厅里一片冷清,几个中年妇女在吃馒头。我觉得饿,要了一个馒头,就着白开水吃。大厅的一端是监控室,整面墙上安满了屏幕,看样子,摄像头布满了每个角落。

接 我的小伙子叫赵佳,我一吃完,他就说要带我到处转转。我点了根烟,跟着他在校园逛荡。从外面看,这里和内地县城的中学并无二致:外墙贴瓷砖的教学楼,宿舍 阳台上挂满衣服。偶尔能看到几个少年聚在一起抽烟,他们的工作服上布满了油污。赵佳跟我闲聊,一个肯定要被人反复问起的问题来了—

“怎么想来蓝翔了呢?”

2

今天,蓝翔技校已尽人皆知。早些年,它的出名是因为电视和广播上频繁直白的滚动广告,但让其声名远扬的是《纽约时报》的一则报道。2009年底,Google等几十家美国公司受到黑客的攻击。两个月后,《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则报道:

有 两所中国教育机构被追查到与一系列针对Google公司和其他几十家美国公司的在线攻击有关,其中一所还跟中国军方有密切关系……这两所中国学校是上海交 通大学和蓝翔技校……蓝翔,位于中国东部的山东省,是一所由军方支持建立的大型职业培训学校,为军方培养计算机科学人才。

这个消息令我吃惊。在我印象里,蓝翔技校是一个主要针对农村青年学习就业的地方,它培养的是厨师、汽修工人、挖掘机司机、美容美发师,不是黑客。这则消息就像民间科学家造出了载人航天器一样令人难以置信,更难以置信的是,它来自权威的、最具公信力的《纽约时报》。

我特地查阅了有关那次攻击其他的报道,几乎都来自美国媒体。综合起来,它们共同传递的是:有一批顶级黑客出现了,并且他们来自中国。

它 们认为这些黑客极度聪明,使用了十几种恶意代码和多层次加密,潜进受攻击的网络内部。更厉害的是,他们还巧妙地掩盖了自己的活动。就连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McAfee的副总裁Dmitri Alperovitchde 都说:“从未见过如此高水平的加密。在国防工业以外,从来没有商业公司遭到如此复杂的攻击。”

那些报道认定黑客和中国有关的一个理由是,攻击的目标往往极为明确─有利可图或者机密的知识产权。另外一个信息是,黑客试图通过六个台湾的网络地址来掩饰自己的身份,这是中国大陆黑客的惯常策略。

《纽约时报》的报道出来之后,蓝翔技校一夜成名。不过在国内,并没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人们更愿意在论坛和微博上以此调侃这所技校:黑客技术哪里强,中国山东找蓝翔。

一年过后,《华尔街日报》又刊发了一篇报道,再次提到蓝翔:

Google 公司说,中国黑客攻击了数百位知名人士的Gmail账户,受害者包括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及军方人员、亚洲地区官员、中国活动人士和新闻从业者 ⋯⋯Google说,它最近发现了上述攻击行动,源头疑为中国济南,并且是针对某些个人发动的⋯⋯专门研究中国的网络安全专家穆尔维农(James Mulvenon)说,曾经有人利用电子邮件向一家国防承包商发起定向攻击,蓝翔技校就是其中一个源头。

美国两大有影响力的报纸提及蓝翔, 蓝翔黑客的传闻开始变得严肃。我听到的传说也越来越多,有种说法是:蓝翔技校计算机系会传授黑客攻击的方法。还有听说它有一间全球最大的计算机机房,里面 有1000多台电脑。蓝翔深厚的军方背景也增加了传说的神秘感。在挖掘机和厨师铲的背后,在一堆潦草的初期班和速成班课表的背后,真潜伏着一批黑客的身影 吗?

我决定报个学习班,进入蓝翔。我带了几件换洗衣服,500元现金,一只诺基亚E5手机和一点感冒药,买了去济南的车票。

3

我 不可能告诉赵佳我到来的真正目的,我给自己编造的身份是一家灯具店的销售员,喜欢上网,知道蓝翔计算机培训很厉害,想来学点网络技术。我试探性地问赵佳蓝 翔是不是教黑客技术。赵佳说:“有一些技术很强的老师和学生,我有几个同学做木马盗游戏账号很厉害。”他的表情看似真诚,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跟我一样, 提前就编好了一套蒙蔽别人的说辞。

走出校门,我们沿着马路走向斜对面的一个大院里,那是我未来上课和生活的地方。我当时并不知道,在马路上穿行往返的这十几分钟竟是我在蓝翔技校上课期间唯一走出校园的时候。在那之后的二十天里,我失去了自由。

蓝 翔技校在济南西郊的天桥区,离黄河不远。它像一个独立的小王国,三个紧挨着的大院呈7字形分布,每个院子都被铁栅栏和水沟围起来,彼此之间靠铁制的过街天 桥相连。学校西面和北面有两片荒地,南面是个新开发的住宅小区。大多数时候,校外经过的车辆和行人都寥寥无几。唯一的公交车站牌孤零零地站在路边,人行道 树的叶子上沾满了灰尘。

“平时能出校门吗?”我问赵佳。

“不让,周末出去也得请假。翻墙被抓到要罚钱的,不要冒险。”

这么警惕,真的隐藏着什么秘密吗?回到接待中心,我立刻交了一万块,报了一个网络技术班——这是我预想中最接近黑客技术的专业。收费员扔给我三张收据、一本字迹模糊的红皮学员证和一张塑料饭卡。我正式成了蓝翔的一员。我向收费员索要发票,她说,这儿从不开发票。

赵佳将我带到领取被褥的库房就消失了。一名穿黑色夹克和运动裤的年轻男子走进来,“提着东西,跟我去宿舍。”他叫陈伟忠,今年25岁,是我的班主任。实际上,他比不少学生还年轻。

走进宿舍楼,温度骤降,厕所飘来的臭气充斥楼道。放好行李,我跟着陈伟忠去了计算机房,那个号称全世界最大的、有着1000多台电脑的机房,那场面一下就把我镇住了。

机房里坐着20多个学生。他们正在上实习课。一群人围住陈伟忠,把假条递给他,希望能够到校外去,理由有重病就医、办银行卡、补办临时身份证。陈伟忠很严肃地宣读了最新的通知,校方实行了更加严格的制度,学生处停止在假条上戳章。批假一次,副校长要被扣去200元。

我找了一张空椅子坐下。

“新来的?”

“嗯。”

“唉,居然有人自己送上门来。这儿连假都不给请,整天被关着。”

蓝翔技校引以为豪的准军事化管理方法之一,就是严禁学生随意走出校门。他们说这样做学生会将更多时间投入到技术钻研中。这是个荒唐的理由,怎么没见北大、清华把学生关起来。封闭学校的另一个效果是,外人很难进入这里,一窥究竟。

4

我来之前预想过可能的遭遇。比如他们只给初入学校的人讲些粗浅的网络知识,作为掩护;比如某个老师认定我是可造之才后,也许可以招募我加入神秘团队。

第 一堂,我学的是如何用Word制作个人简历。同学说,前一天讲的是如何插入和制作表格。我颇为疑惑,这是我报的网络技术班吗,为什么在教Word?上课时 我发现,课堂上还有好多报名其他专业的学生,商务办公、网络技术、平面设计和环境艺术的,他们都在学Word。陈伟忠讲课基本上是照本宣科:“先插入分隔 符,分节符里选下一页,再添加页眉页脚⋯⋯”讲完Word部分,他还会普及一下平面设计基础知识。课堂里大约只有一半的学生会认真听,其他人要么打瞌睡, 要么玩手机。

连续几天都是如此。学Word对我真是种折磨,但我依然装作认真,告诉自己要有耐心。黑客也需要个对外身份,没有哪个人会在额头上贴着黑客两个字,也没有学校敢一上来就教黑客作战指南。

或 许是新老师的缘故,陈伟忠对课堂纪律要求不严。一次上课,学生没有在座位上而是围在老师身边听课, 还有人在教室里走动。突然,我们背后不知什么地方的喇叭发出一声呵斥:你们是哪个班的,把班级名称写在黑板上。陈伟忠怔住了,随后走到讲台上,写下“商务 办公”四个大字。我这时才想起来,教室后面有个摄像头。后面那双眼睛的主人估计在接待中心里喝着茶,他无时无刻不在盯着所有人。

在学校呆了 一段时间,我才打听清楚,我报名的网络技术班学制八个月。教学安排是,头两个月学办公软件,中间三个月学平面设计,最后学网页制作的相关知识。如果这样, 我很难在短期内有收获。我想了个办法,去找副系主任尹国辉,要求旁听高级技工班课程,或者转班直接学习网络技术。他拒绝了我:“学校没有这个先例,你想学 后面的内容可以自学嘛,内容咱们服务器里有。”

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探探他的口风:“外面都说咱们学校计算机系很厉害,有黑客,真的吗?”

“我持保留意见,我不能跟你说,嘿嘿。学校没必要做这样的广告,这是要杀头的广告。”

我 还想到一个人─计算机系主任邵红伟,他是《纽约时报》那篇报道中采访到的一位蓝翔“教授”。在一次闲聊中,我和同学提起这个人,同学告诉我,邵红伟说蓝翔 技校攻击Google公司是被人恶意陷害。邵还半开玩笑,自己因为这件事一整年都在应付采访,连美国也不敢去,怕被抓起来。

尽管蓝翔技校一 直否认与黑客攻击有任何关联,但学校里谈论黑客并不是禁忌,某种程度上,黑客事件成了一个理想的广告。美发专业负责招生的老师曾说,蓝翔技校计算机系实力 雄厚,黑客能攻击美国。美发系学生刘复生就问过我,黑客到底长什么样?我语带嘲讽,但相当真诚地回答:“我也想知道!”

5

我最经常去的地方是机房,我认为那是“黑客”最有可能现身的地方。

蓝 翔有两个巨大的计算机机房,在一栋毫不起眼的五层楼里,楼下是数控机床车间、汽修车间和电工电子模拟室。我每天上8节课,实习课就在五楼机房。2006 年,那个机房因为有1135人同时操作电脑,进入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我去的时候只有893台显示器,超过一半的机器多年未用,被灰尘覆盖着,远望过去像 一片“计算机的坟场”。有的键盘飘荡在半空中,有的主机已经不知所踪。“坟场”的角落里有一堆拆散的零件,就像动物的骨架,那是计算机维修班的学生实习用 的。

我们用的电脑是方正文祥,一款老式计算机,内存只有512MB,CPU是英特尔Celeron(R),17寸显示器。开机后屏幕上显示 机房守则,第四条是这样的:修改IP地址、安装防火墙、破解客户端及系统设置等影响网络运行的行为将重罚。其他条款是保持卫生,穿鞋套进机房,不要吃东 西。

机房由一个叫老任的老头管理,外号“长老”,60多岁,头发有些白,总是面无表情。当发现有人在机房吃东西,或者带着食物进入机房,他就会发火,用极其严厉的语气加上几个简单的词汇让人感到压力—出去吃,不许吃!下楼去!下去!

机房最让人捉摸不透的规定是─禁止学生自带电脑。两名数控专业的学生将笔记本电脑带到机房使用,被老任发现,他奔过去,用手指着他们,大吼:出去!不准用笔记本。两名学生刚想辩解,老任已经冲过去强行把电脑合上了。

蓝 翔的另外一个机房,在四楼,两个机房最大的区别是,五楼不能上网,但四楼可以。它和实习的机房一样大,更像一所巨大的网吧:红色高背软座椅,金河田机 箱,AOC和三星牌21寸显示屏,叫不出牌子的键盘、鼠标和耳麦。电脑的CPU是AMD Athlon II X2 631,内存有 3318MB。在这里上网,每个小时的费用是3元,上机前先刷饭卡。

四楼“网吧”有一间小卖部,卖饮料、方便面、火腿肠和雪糕,我通常会在 这里先买一瓶健力宝再去找机器。小卖部外面坐着吃方便面的人,他们大多是下课后不吃晚饭就过来上网。我们喜欢穿过整个大厅,选最里面并且挨着窗户的一排机 器,这里凉快,不会有人在背后走来走去,没人能窥探我在做什么。开机后蹦出游戏大厅的窗口,可以选择玩单机游戏或网络游戏。单机游戏里有实况足球8、红色 警戒2、重返德军总部、CS这些古董级游戏,几乎没有人会去玩它们。这里上网的人基本上只玩《地下城与勇士》、《英雄联盟》和《穿越火线》这三个游戏。

我常常观察旁边的人,妄图找到“黑客”踪影,但我发现女生们要不在忙着看《甄嬛传》,要不就在购物,不停在蘑菇街、美丽说和淘宝几个网站之间切换,男生们几乎全在玩游戏,偶尔有人看《少年Pi的奇幻漂流》。

那个大网吧会营业到凌晨2点,周六通宵开放,我一般在晚上8点半左右离开。我不止一次想过这样的场景:在弥漫着方便面味道的四楼机房,黑客点击鼠标,万里之外大洋彼岸乱作一团。但每次我扫视这个巨大的网吧,实在想象不出,这些人里谁会是黑客。

在 蓝翔呆了十天,我萌生出另外一个假想:巨大的机房只是给一般学生用的,会不会还有一个秘密机房供更高级、也更隐蔽的人使用?我逃了课,在校园中游荡,把几 乎每栋楼都勘察一遍。在那栋像县政府办公室的楼里,我发现了一个隐秘之所。那栋楼的一层到五层是汽修和烹调专业的教室,从第六层开始已经没有人出入的踪 迹,地板、门窗上都覆盖着厚厚一层灰尘,从墙上脱落的瓷砖碎片散落在过道里,卫生间的门破了,水流到走廊上。通往第七层的所有楼梯都被堵住,障碍物上贴着 告示:严禁上楼,违者开除。

我没有理会警告,翻过障碍物,继续上楼。我像一个幽灵游荡在死寂的大楼里,从东走到西,上楼,再从西走到东。每 个教室都被锁住,里面是空的,只是脱落的瓷砖碎片越来越多,地面的灰尘越来越厚。阳光从走廊最西端的窗口照进来,将我的影子拉得很长。终于到了楼顶天台, 被玻璃顶棚盖着,像一个种蔬菜的大棚,别无他物。真是野合的好地方—当时我唯一的念头就是它。

6

如果不上网,晚饭后我和同屋的王鹏飞就去散步,每人拿一瓶崂山啤酒,边走边喝。

王 鹏飞不满18岁,脸上长着青春痘,头发烫成波浪型。初中毕业后,王鹏飞没有考上高中,在家玩了一年多。当包工头的父亲数落他不务正业,混吃等死,他意识到 自己正成为家中的耻辱。过完春节,王鹏飞从岳阳坐了19个小时的硬座来到济南,在蓝翔技校学习环境艺术设计。他的职业方向非常明确,像他表哥一样成为室内 设计师,“拿每个月1万多的工资”。

王鹏飞是我那个班上的同学中还算是年轻、上进的,他是唯一我能经常聊聊天的人。我在的班有20多个学 生,他们中有退伍军人、搬运工、保安、污水处理厂工人、被开除的大学生、退学高中生、群众演员。最大的41岁,最小的15岁。他们大多来自小城镇或农村, 希望通过计算机培训获得一份收入更高、相对体面的工作,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想成为一名黑客。年龄最大的孙栋曾是一名保安队长,在北京大钟寺地区的写字楼上 班,他报名的是3个月学制的商务办公班,打算学完之后回北京找一家物业公司继续上班。

对于教学进度,王鹏飞非常不满:“我交了1万来学设 计,总共就10个月,现在还要拿两个月来学Word,难道以后要我用Word去给客户搞设计吗?你也交了9000多学费学网络技术,现在每天学Word, 不觉得很亏吗?”但不久,他就停止抱怨,用手机上的京东客户端买来PS教材和U盘,准备自学。

我和王鹏飞聊起过黑客。他认为,黑客很可能是 一场为了吸引眼球的炒作,他对此不感兴趣。他觉得校方禁止学生走出校园,不是要掩盖什么秘密,是为了让学生多在校园里消费,尽量榨出学生身上的钱。王鹏飞 来这里40天,已经花了5000元。校园里购物不能使用现金,必须把钱先充进饭卡。为避免私下的现金交易,校方规定,学生举报店主收现金被证实后,能获得 500元奖励。

学校里伙食不佳,做菜放的食材是头天夜宵没有用完的,米粒干而硬。虽不至于难以下咽,但毁掉人的心情却绝不是夸张。为了出去 吃一顿好的,学生们总是想尽各种方式,从翻墙到跟老师搞好关系。除了我,同学中还有一个人不那么干。那人叫李云山,他穿好成套的西服,皮鞋打好油,背起商 务挎包,手拿iphone,装成老师大摇大摆地走出去。

我注意到李云山的时候,他正坐在床上向其他学生演讲,主题是屌丝如何在一家公司发迹。讲起如何跟领导搞好关系、如何吃定客户时,虽说他刚20岁,却仿佛一个职场的老油条。

李 云山很健谈,几乎可以参与任何话题。从中日关系到去哪里修好笔记本电脑,从国家领导动态到教人如何与姑娘拍拖。我让他推荐一部手机,他先讲三星因为代工 iPhone偷师苹果技术,并超越苹果。然后继续滔滔不绝地说柔性屏幕手机、谷歌眼镜乃至iWatch。他甚至知道苹果取消了给富士康的订单将它们迁回本 土制造。

王鹏飞对李云山的“博学”很不屑。“他就知道吹牛,在试学处上课时比老师还懂,结果挨了打。还说家里有辆本田,鬼才信,有本田还来这里?”

在 试学处,李云山总是能回答出关于IT的各类问题,而其他学生还是一脸茫然。李云山自称曾在一家信息工程公司任职,负责电脑安装、维修以及大型局域网架设, 对IT领域有所了解。老师不这么认为,他们怀疑他是竞争对手派来争夺生源的卧底。据说李云山被24小时监视,他像瘟疫一样被人躲避着。试学的最后一天,李 云山被单独锁在办公室里,邵红伟和一名田姓副校长扇他耳光。他们收走了他的身份证、驾照,在ATM机上输错3次密码锁掉他的银行卡,要他交学费来证明自己 不是卧底。无奈之下,李云山只得同意交3个月学制的商务办公专业的学费。交完钱,一切变得好商量。尹国辉甚至建议他读2年制高级技工班,并许诺他“毕业后 留校当老师”。

在中国,总共有近2900所技校,民办职业教育培训机构互相之间竞争激烈,派人抢夺生源,乃至偷师对方课程都曾经发生过;雇 佣“水军”,在网上发帖攻击对方更是家常便饭。有意思的是,蓝翔技校极力否认培养黑客,但它的竞争对手新华电脑学校却将黑客技能培训写在《职业培养手册》 上,网站开发高级工程师专业的学习内容就包括“网站安全漏洞检测与黑客入侵”。

7

十几天过去了,每天都是机械地重复头一天。至于寻找黑客,没有任何突破。我做过一个梦:我第一天到蓝翔,系主任在办公室一一给我介绍计算机系的老师,他们很客气地站起来跟我握手。我看到每张办公桌上都放着一份《纽约时报》⋯⋯

一 次偶然的交谈让事情有了进展。有天上机实习,坐了一个钟头后,我准备出去抽烟,站着扫视一圈,想拉个同伙。老任坐在一台电脑前,噼里啪啦地敲着键盘。我走 到他身后,好奇地盯着屏幕,他正在往黑色的对话框里输入代码,我问他在做什么。老任是球迷,我们聊过几次中超联赛。他没回头,慢悠悠地说:“我在修机 子。”

“真看不出您老还有这手艺。”

“是啊,都搞了快四十年了。”

“四十年前咱们国家有电脑吗?”

“外面没有,部队里有。那不是电脑,叫大型机。”

“您以前在部队搞计算机?”

“对。”

“那您具体做什么?”

“软件开发。”

“是部队请您去帮忙,还是……”

“我就在部队里。”

“你是军官?什么军衔?”

“上校。”

老任还在摆弄那台电脑,周围还有很多人,我没有继续发问,独自下去抽了根烟。到蓝翔之前,我就知道这个学校和部队有关系,只是没想到,连一个打扫卫生的老头都有这么强的技术背景。这是一个好消息。

第 二天,我趁午休时去机房找老任,他正在玩连连看。我还是用现在学不到东西作借口引入话题。“我在网上看到蓝翔技校攻击过美国公司,觉得这里能学到真东西。 但怎么来了光学Word呢。”老任说:“攻击美国那是他妈的美国挑事儿,和咱们没关系。咱们哪能搞这玩意啊,咱这以前都没外网,4楼还是去年刚弄的,攻什 么击啊。”

老任回忆说,蓝翔技校涉及“黑客攻击”的新闻是假期时出来的,学校几乎没人,也没办法查出为什么蓝翔会跟这档子事扯上关系。我想 知道更多的细节,老任并没讲,而是给我讲了一通黑客攻击的原理。他说,理论上任何一台连上网的电脑都可以进行黑客攻击。但现在的攻击方法和以前不一样,很 难查出攻击者是谁,因为黑客无时不刻都在“养鸡”,也就是秘密地控制他人计算机发动攻击。“如果别人利用我们的服务器做成攻击机,这就没办法了。现在没有 人敢直接攻击,都是通过好几道弯,转来转去。没那么笨的人,让人逮住。”

从现在公开的调查看,原理确实如此。攻击Google的黑客进入系 统后,他们将数据发送给位于美国伊利诺依州和得克萨斯州以及中国台湾的指挥控制服务器。台湾内政部警政署科技犯罪防制中心主任李相臣曾出来辟谣,说台湾公 司可能都是受害者。《华尔街日报》文章里提到,黑客试图通过台湾的网络地址来掩饰自己的身份,说那是中国大陆黑客的惯常策略。但就像老任讲的,黑客隐藏自 己的手段这么高明,谁又能认定蓝翔是受害者,而不是最终点的攻击发动地?

我后来曾向国内一家网络安全公司的创始人赵伟咨询过蓝翔成为肉鸡的 可能性。赵伟在网络安全领域小有名声,甚至被怀疑过是那次攻击行动的参与者之一。赵伟说,老任讲的这种情况是可能的,“养鸡是黑客的日常工作,也是攻击的 基础,攻击必须先找跳板。不光是蓝翔,国内很多大公司网络安全防护意识和手段都很原始。黑客首先就找那些老弱病残下手。”

即便这些都说得 通,但老任的身份还是让人好奇。我问起他的过去,老任对这些倒没什么忌讳。八十年代,蓝翔技校的创始人荣兰祥和济南军区55151部队合作办技术培训学 校,校址就在部队大院里,老任那时正在这个部队服役,认识了荣兰祥。之后,老任转业到地方工作,退休后就被返聘蓝翔技校,至今已有8年了。

老任说他挺喜欢机房的工作,虽然杂事多,但不像教课那样累,况且教课老师的待遇并不高。他觉得年轻人不见得能干得好机房这个看似简单的清洁、维修和防盗工作。

我 了解的信息和老任说的一样,蓝翔曾经跟部队合作办学,在部队经商的浪潮中被“收编”:部队提供更大的办学场地、部队也介入学校经营管理,荣兰祥自己也成为 部队的职工。1998年,中国军队被中央军委命令退出商业领域,技校重新回到了荣兰祥手中,并在天桥区建了新校舍。脱离部队后,蓝翔技校还“带着部队的一 些家属和职工”。

直到现在,蓝翔技校也基于专业特长,跟部队进行一些培训项目的合作,像电工、汽修。每年有不同专业的高级技工班毕业生入伍,成为技术士官。荣兰祥很乐意讲述他和部队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地方企业拥军是被政府所鼓励的。

8

在 蓝翔的二十几天里,我一直想接近陈伟忠,向他打探些情况,我提出去他住处,被他拒绝了。我怀疑蓝翔的老师中可能有人会是黑客。对于陈伟忠的冷淡,我开始以 为是他对我抱有警惕之心,后来才听同学说,陈伟忠这样级别较低的老师,连间自己的房间都没有,几个老师住一个宿舍,根本没什么独立的空间。

一天中午,我回到宿舍,有点意外地看见陈伟忠坐在床边和一个学生下象棋。我凑过去,看他们下完那盘棋,和陈伟忠聊了起来。他宿舍的下水道坏了,为了躲避臭味,午饭后就到我们这儿来了。

他问我原来是干什么的,我告诉他自己是摆糖水摊的,一直对计算机感兴趣,被蓝翔技校有黑客的传闻吸引,以为网络技术会教黑客攻击手段。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就我这个级别,我估计没有机会了解到那些事情。网络技术是程甲老师教。程老师是咱系老师中工资最高的,比系主任工资都高。” 陈伟忠说。

程甲为什么能拿全系最高的薪水,他会是黑客吗?我想多打听一些程甲的信息,但陈伟忠说他仅见过程甲几面,没有太多交流。他只知道程甲是计算机系唯一的重点大学毕业的老师,技术很好,但是平时很少授课,专门管理学校的网络中心。

我 后来联系上了程甲,那是我从蓝翔逃出去之后的事儿。我也想等到程甲给我讲课的那一天,但不可能,那还需要6个月。我向赵佳要了程甲的手机号码,拨通了他的 电话,借口是请教专业课程以及就业出路。电话那端,有他孩子的吵闹声。他操着山东口音的普通话,给我介绍网络技术专业以后可能会讲到的一些内容,和我以后 可能的出路。

他告诉我,学生毕业后从事技术工作的很少,能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找到工作的也很少。“咱们的学生还做不了软件开发,但做实施是没问题的。”

我 又问起他的工资。全系首屈一指的薪资,其实才不到6000元。程甲从山东大学计算机系毕业后做过程序员,2008年到蓝翔技校。他也想过要离开蓝翔,北京 一家开发医疗软件的公司曾经高价挖过他。但考虑到家庭,他暂时留了下来。“软件行业总出差,家里有个孩子,走不开。”他说。

我向他表达对黑客的好奇。他听完,笑了,很干脆地说:“黑客违法,学校不教。咱们这确实没有黑客,谷歌攻击也不是咱们做的,咱们也没有那么高水平的人。”

我追问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给我讲述了另一个版本的蓝翔技校黑客风波。

2010年2月,通过网络关键词监测系统,蓝翔技校发现自己成为爆炸性新闻的主角之一。震惊之余,立即排查,发现4楼机房有一批计算机中毒—具体何时中毒不得而知—可能被人作为发动网络攻击的中转站。从程甲的说法来看,这并不是像老任描述的那样,“机房以前没有外网”。

“有些机器变成肉鸡了,就是能够被别人随便操控的机器。他们通过咱们的计算机攻击美国的服务器,美国那边就以为是咱们攻击的。闯入别人的电脑都显示一个IP地址,都来源于蓝翔技校,但具体是哪一台就没办法区分了。”

从 谷歌的声明来看,攻击者的方法是,通过“钓鱼邮件”将Gmail用户引向诈骗网站,诱骗他们透露邮箱的用户名和密码,从而得以阅读并转发受害者的电子邮 件。在这种情况下,通过追查原始攻击源来证明清白是不现实的,即使查出前一级发动攻击计算机的IP,它们仍然有可能是一批“肉鸡”。蓝翔技校迅速切断了与 互联网连接的总接口,断网持续了将近一个月。当时怀疑中毒的一批电脑目前已经更换,无迹可寻—当时的电脑也是方正文祥。

我向程甲问起,《纽约时报》的文章提到蓝翔有个乌克兰教授,可能是黑客。程甲在电话里否认了这点:“哪有外国老师,全他妈是中国人。”

9

第 二十天,我全部的所思所想是如何逃出去,尽快结束这个玩笑—花1万块钱,用物理行为去核实一个技术问题。我曾精心策划过两次请假:我到校半个月没有洗过 澡,要求去学校对面澡堂洗浴,学校的浴室近一年没有开放过;老家新农村建设,房屋改造,需要我本人签字,但都没有被批准。在一次集体劳动时,我得到通知, 学校决定加强出入管理,不允许任何学生出去,但没有公布这样做的原因。我知道以请假回家为理由,彻底消失,是不可能了。

只能寻找所有可能突然出现的人间蒸发机会。

第 二天,气温罕见地蹿升了10度,午后阳光刺眼,大多数学生正在午休。我原本准备打一杯开水,再去机房找老任聊聊。去的路上,我看到校门开了一道小缝儿,没 有任何犹豫,我冲向那道门缝儿─马上离开!我加快脚步径直往外走,两个门卫的大声质问被甩在耳后。出了门,我沿马路一直向南走,跳上一辆正在驶过的三轮摩 托车,坐在挡板上。我在蓝翔技校的学习生涯正式结束。

来源:http://www.zhihu.com/question/21443217


权力当道,名利靠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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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莉

我还是职场懵懂新人的时候,有位副局级干部语重心长地对我感叹过:人生无非名权利三件事,其实,也就是这么回事!那时他临近59大限,大概突然想到了退休后可能的寂寞生活,心生感慨吧。

但对“上升期”的我来说,名权利当然不可能“就是这么回事”,而是大大的一回事。开始以为名权利是互通的,有了名,就有了权,有了利,反之亦然。后来发现,这三件宝物,各有神通,也各有捉襟见肘的时候。

面对热烈的群众时,名气带来的回馈最大。有位金融界大亨出席了个中国民间考察团,赴欧洲访问,回来后激动地说:同行的人中有部长、有学者、有艺术家 还有亿万富翁,你猜谁的魅力最大?学者和艺术家!所到之处,大家都围着学者和艺术家说个不停,富翁和官员则被冷落在一旁。这充分说明,若没有利益的影响, 大家都喜欢和有学识、有趣味的名人交往。知名度带来的心理满足感,是难以用金钱和地位去衡量的。毕竟,和名人有往来,说出去总比认识官员和富翁更容易获得 喝彩。有全国知名度的官员,毕竟是少数。

自由市场里,有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甚至是很多并不需要的东西。土豪让人讨厌的地方,就是把钱用过头了。但一旦涉及到公共资源,土豪也会变得十分无力。

在中国,最典型的就是孩子入学择校了。北京有些小学,据说拼爹是万万不行的,得拼爷爷,因为以爹的年龄,级别一定不够高。这样的小学,学费其实并不 贵,但若没有一定级别的人帮你争取一个入学名额,你就无法取得支付赞助费的资格。回头望望,高举着银行卡等着这个资格的土豪都排队到两条街以外了。这是权 力的独角戏时间,什么名啊利啊,只好默默地让道,乖乖地下台。

有位土豪,通过中介拿到了一个交赞助费的资格,据说中介费数十万,搞得小学比哈佛还贵。这里可以看出“权力爷爷”的不甘,急吼吼地寻找变现渠道。最近每天都在“打老虎”、“打苍蝇”,权力变现的风险也不小。每每看到反腐捷报,名和利们大概要捂着嘴笑了吧。

虽说名权利各立山头,到一定程度后,相互接触的机会就越来越多。往往是利益搭台,权力开道,名气用来装点门面并赚个吆喝。在这个平台上,名权利们相互结识,名们沾权得利,利们沾权借名,权们借名换利,大家取长补短,各取所需,共同游向食物链的顶端。

只有在中国,名权利才这么赤裸裸地被歌颂、被崇拜。换作别的国家,大家表面上都还在歌颂智慧、美德和个人奋斗,贬低权力、金钱与名声。毕竟权力、金 钱与名声都受着各种各样的约束,堂而皇之地使用,会受到道德上的非议。但中国很直接,把这块遮羞布一把扯掉了。名权利成了终极宗教。可不是嘛,连中国寺庙 的讲经堂四周,都放着若干个募捐箱,让捐钱的人释怀,让不捐的人忐忑。我回想了一下在日本和泰国去过的寺庙,好像从没见过这么密集出现的募捐箱。

记得在日本一家寺庙的许愿箱边,有明确提示:建议捐助10日元,合人民币6角左右。而在中国一家寺庙的功德簿边,也有明确提示:捐助100元人民币以上者,可入功德簿。善人,也是有资金门槛的。

知道为什么成功学一统价值观市场了吧。因为在名权利三足鼎立的主流价值观体系中,你若不能占据有利地形,就会沦落到连功德簿都鄙夷你的境地。不要埋怨中国人太急功近利,环境如此,中国人只是顺势而为罢了。



《明报》撤换总编震动港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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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thor: 黄伟国

1月6日,香港《明报》传出总编辑刘进图遭撤换,由一名马来西亚报人空降接替的消息,立即激起《明报》员工抗议,也震动了传媒同行圈子,普遍相信这是中央透过报老板,在加速限制本港新闻自由,简而言之是“染红”。

在笔者所栖身的传媒机构,有同事就不禁慨叹:“难道以后就只能看《苹果日报》?”一派心有不甘的语气。

不言而喻,这慨叹替《明报》的地位写下脚注:《明报》和《苹果日报》被视为全港仅余的两份敢向中央挺直腰板,独立发声而又具销量和影响力的报纸,分 别是前者号称全港公信力第一;后者则以夸大煽情为人所垢病,同行在担心独立声音越来越少之余,也惋惜只能由《苹果日报》肩负起独立发声的责任。

《明报》编采部逾二百名员工联署,要求高层交待撤换总编辑的原因,他们的忧虑并非无的放矢。《明报》的马来西亚大老板张晓卿,在大陆有庞大的生意利益;加上计划要调大马报人空降管《明报》,而马来西亚的中文报业,众所周知是由执政党和单一集团操控,严密控制报道口径。

香港媒体环境到临界点?

《明报》对每年六四纪念集会、李旺阳事件、香港电视网络不获发牌风波等,均大篇幅深入报道,自然为中央所不喜。商人为了在神州更大的商业利益,而驯服旗下一份报纸,博取中央信任,又有甚么稀奇?

引用马来西亚同行、《当今大马》中文版创刊主编杨凯斌在面书所言:“明报突然撤换总编辑的举动,其实折射出整个香港媒体大环境已经来到一个临界点,即‘温水煮青蛙’的那一套暗中操纵及影响已被粗暴的撤换及空降手段取而代之。”

他回顾了2001年马来西亚“报殇”的沉痛经验(执政党收购报章,交由单一媒体集团垄断),忧虑2014的香港会重复大马中文报业的旧路。巧合的是,当年收购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并加以严密操控的大亨,正是今日的《明报》老板张晓卿!

不错,老板是否为了利益而控制旗下媒体的口径,确是很难证实,就有报章指《明报》换总编,直接导火线是报道港视发牌风波新闻过多,引起张晓卿的亲信不满,大家也只能半信半疑。

但是,这情况类似种族歧视,要证明某个黑人求职不受聘用是因为种族歧视,确实很难有实质证据,但在马丁路德金前的美国,大家都知道种族歧视是公开的现实,一宗两宗歧视个案到底实情如何,也已无关大局痛痒,因为整个社会皆布满怀疑和愤懑。

传媒成员头上悬剑

同理,今次《明报》撤换总编辑并非单一事件,从多年前的商台名嘴郑经瀚被迫“封咪”、到近期商台节目主持人李慧琼被调离晨早黄金时段,《信报》重量级反共作者传被控制口径等,每次有这样的新闻出现,传媒老板解释都无法令人信服和释疑。

可以说,老板会扼杀独立敢言的声音,以换取在大陆的生意利益,早已成为传媒工作者以至整个社会的共识,变成公开的秘密了。悬在同行头上的剑,不知何时掉下,只能顶着恐惧,做好每天的工作。


回来了,上海污染真的很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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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点感想。

上海污染真的很严重,一下飞机就把我吓到了,只好整天躲在屋里哪也不去。后来找云彩要了几个口罩,才稍微出去玩了一下。雾霾有天气原因,也有人为原 因。今年冬天特别干旱,城市里车又特别多,尾气以及扬起的烟尘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很多人不承认开车是原因之一,这个很容易理解,凡是涉及到自己的利 益的问题,很多人是可以抛弃原则的。朋友的孩子在美国出生,在中国长大的,貌似还算适应。但是我这个在美国过得太久的人,肺的抵抗力不行了,戴了一个星期 的口罩后,我终于还是得了支气管炎。当我终于离开上海的时候,我有点迫不及待。

家乡还是那么的沉静,空气倒是非常的好。在家乡的空气里,以及各种大剂量的抗生素里,我的肺慢慢的恢复了。家乡里的人看起来都很穷,但是土地莫名其 妙的涨价了,都在盖着一些高高的小楼,向外一侧贴着花哨的瓷砖,两侧则连灰都不抹一下,红色的砖头和灰色的水泥直接暴露在空气里。小楼里黑咕隆咚的住着几 个老人。据说只有过年的时候,在外打工的人回来了,才会有人气。

父母非常老了。以前请的保姆家里有事所以不来了。贴出了请保姆的广告,两个月了没有人应聘。因为年青人都到大城市里打工了。剩下的都是都是和我父母 一样的老年人,要么就是喂养小孩的妇女。幸好在我在家里的最后一天,终于有一个50多岁的人来应征,急不可待的立刻和她签了合同。

回到国内天天有吃的,各种同学和亲戚,吃得我体重又增加了。不过公费吃喝倒是没有了,都是个人自己掏腰包的。“今年管得特别严”,他们这么告诉我 说,“就是不知道能管多久”。工资一直在涨,但是物价也一直在长。在超市里买东西,几乎看不到十元以下的东西。我从钱包里掏出几张我当年出国时带去的钱, 收银员摇摇头不肯收,说是很难用来给其他顾客找补,因为很多人都不认识这个钱了。但是后来晚上去买元宵的时候,小吃店里的女售货员看到我的那些旧钞票,大 叫一声“老钱!”,然后几个兴奋的姑娘和小伙围过来把我的钱兑换了。

在上海的时候见到了云彩和Neverthink。 他们说起自己的实验室就神采飞扬。他们的实验室里的学生们朝气蓬勃,一口一声的老师老师的叫着,听着特别的甜。至于污染,他们貌似没有我想像中的那么担 心。“每年就那么一两个月而已”,“肯定会治理的”。他们自己透露说自己每年的经费都用不完。不过国内现在越来越不容易回去了,很多地方越来越挑剔,因为 位置差不多都被填满了。

后来有人问我是不是已经改了国籍。我如实告诉他说我连绿卡都还没有,因为三年前我是真心的想回国所以没有特别上心去搞EB1。不想阴差阳错的是我没有拿到国内的职位,最后反而留在了美国。

后来回美国的时候再度经过上海。正巧那天冷空气来袭,下雨了。曾经躲藏在雾霾里的上海的轮廓,突然异常清晰的出现在我面前。我在震撼中看着那万家灯 火之余,却又有一点点的惆怅。也许就象我钱包里的那些旧钞票,慢慢的,我会越来越不适应中国的世面,直到不再在中国流通的那一天。


中国:德国汽车生产商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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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刚到,德国各汽车生产商纷纷公布了2013年的销售战绩。德国各大品牌特别是大众在中国的销售继续猛涨,引起媒体一片欢呼。德国电视一台欢呼说,中国成了奥迪、宝马和戴姆勒豪华轿车的天堂。中国是个巨大的盈利机,德国人越摇机子,赚的钱就越多。

自9年以来,大众在中国的销售首次超过了通用,重又成为中国市场上外国汽车生产商之王。根据大众汽车集团近日公布的数据,大众2013年在中国的销 售增长了16.2%,售车至少327万辆,这其中包括大众旗下品牌大众、保时捷、奥迪和斯科达的销售业绩。此前,美国通用也公布了销售数据。2013年, 该公司在中国售车316万辆。不过,大众的数字中包括了香港,而通用则没有。反过来,通用把小型生产用车辆也统计在内,而大众的数字里则不包括这些车辆。 大众的目标是,2018年成为全球汽车大王。大众在中国打败了通用,使大众离自己设立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2013年又是欧洲最大汽车生产商大众刷新纪录的一年。大众旗下所有品牌平均增长近5%。大众全球销售首次超过了950万辆。但细观大众的业绩,不 难发现,大众在美国和南美洲还有困难。去年,大众在美国销售下跌7%,在南美洲甚至下跌10%,与劲敌通用和丰田相反,大众在那里的势力范围正在缩小。在 危机重重的欧洲,大众刚好能挽回损失,售车365万辆,比2012年只下降了0.5%。要是没有世界最大汽车市场中国市场上16.2%的增长,大众要威风 也威风不起来了。

大众增长之快,与豪华轿车奥迪到处走俏有关。2013年,奥迪全球销售平均增长8%。此外,保时捷加入大众,也使大众水涨船高。自2012年8月 后,德国名牌炮车保时捷才全部属于大众。自2013年起,大众的数字里就加上了保时捷的销售业绩。如果把子公司重型货车猛狮和斯堪尼亚的销售也算进去的 话,大众2013年全球销售车辆甚至达到了970万辆。

对德国三大汽车生产商大众、宝马、戴姆勒来说,中国都已是它们的全球最重要市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近公布数字说,中国市场2013年销售1800 万辆小汽车,增长高达16%。中国市场对日本汽车的需求又开始增长。2012年,因钓鱼岛争端,中国开始抵制日货,日本汽车在中国滞销。2013年,日本 汽车在中国的销售迅速回升。丰田售出91万6千辆,增长9.2%。本田增长更是惊人,高达26.4%。

中国汽车市场的强劲增长使德国汽车生产商个个如虎添翼。宝马高级轿车去年在中国售出36万辆,增长19.7%。也就是说,比前年多销了6万辆。而宝马去年在法国的总销量也才不过6万辆。中国市场的潜力之大,可想而知。

在德国豪华轿车竞赛中,奥迪在中国始终保持龙头地位,2013年在中国销售45万辆。德国三大品牌中,奔驰是最后一名,但也售出22万8千辆,增长11%。不过,奔驰已改善中国策略,新年里将勇猛前冲。

德国汽车生产商在中国的业绩让德国人感到骄傲。德国电视一台通过数字描绘了德国汽车生产商在中国的美好前景。目前,中国每千人占有47辆小汽车。德 国为540辆,美国甚至达到750辆。如果把中国发展到德国水平,中国大路上有一天将有7亿部小汽车在奔跑。德国人到时卖车都要卖得发晕了。至于中国的雾 霾和因雾霾造成的死亡嘛,平时多爱批评中国的德国媒体谁也不把它跟德国汽车联系到一起,好象它们是风马牛不相及。


李东生揭密:将央视变淫窝全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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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嫌专门向中央级官员,包括向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提供女主持人玩弄的公安部副部长李东生,原来当过前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警卫员,后被中央警卫局保送到复旦 大学读新闻系。正是这个背景,使中央电视台几任台长利用来打通中南海的关系,使中央电视台成了最富有也最有地位的宣传工具,李东生本人也从副台长升到中宣 部副部长,进而成为中共中央委员、正部级的公安部副部长。

去年9月初,海外媒体报道明确写道:随著“四川帮”和“石油帮”主要成员的相继落马,中南海打响的围剿周永康之战已到白热化阶段。海外媒体新消息显示,前 “政法王”周永康在政法系统的党羽已成下一个被收拾的对象。有分析指出,收拾“政法帮”,就会攻破周永康腐败集团的最后一个堡垒:

“李东生曾在央视担任副台长,期间不但自己玩弄央视的女记者、女主播,也不断开发央视的美女资源,向中央领导输送,因此得到中央一些领导人的赏识,从而令人出乎意外地调升公安部副部长、610办公室主任,并当选为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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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许多中共高官喜欢故意回避某段人生经历一样,李东生的官方简历对自己的人生起步阶段也刻意省略掉。其简历上写著:李东生,男,汉族,山东省诸城市 人,1955年12月生。1973年参加工作,大学学历,高级编辑。1975年至1978年在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读书,1978年到中央电视台工 作。

从这段简历可以看出,1973年参加工作的李东生,到1975年到上海复旦大学读书,共有两年时间。那么,李东生参加工作这两年到底从事什么工作?而 1975年就能去复旦大学当“工农兵学员”,他到底有什么样的背景?能在1978年就去中央电视台工作,李东生走的是哪个后门呢?

引述作家周晓辉和余杰挖掘出来的材料:李东生曾给中共前领导人华国锋当过警卫。

周晓辉说,“1970年代初,一表人才的李东生被选中当上了华国锋的警卫,后来还当上了兼职摄影师。虽然邓小平上台后,华国锋被贬,但李东生却开始了飞黄腾达之路。”

余杰则道:“李东生出生平民家庭,此君的履历颇值玩味,其人生轨迹比之《红与黑》的主人公于连更为曲折:1970年代初,李东生因一表人才而被选为当时的党主席华国锋家中的警卫。这个聪明伶俐的小伙子利用业余时间自学摄影,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被领导看中,兼作摄影师。”

在北京高干子弟圈子中了解内情的人士介绍,1973年初,18岁的李东生从山东老家应征入伍,因“能说会道、很会来事”,被负责征兵的军官挑到了中央警卫 局。1975年1月,华国锋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同年2月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被确定为常务副总理之一。据知情人士讲,这一年9月,李东生被中央警 卫局保送到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读新闻专业。

毕业后直接进入央视

如果说李东生能在文革后期当上“工农兵学员”改变了其命运的话,那么197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就一步踏进中央电视台,则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假如他没有进入央视,那么他就很难踏上仕途,不踏上仕途或许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下场。

在中国老百姓眼中,中央电视台,尤其是上个世纪80、90年代的中央电视台,无疑是个令人羡慕的“金饭碗”。然而,当这个“金饭碗”的光泽随著时代的变迁 慢慢退却之后,人们才发现它不但是个造假中心,它更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大染缸”,甚至它早就变成了中南海高官们的“后宫”。

据北京消息来源向透露,李东生1978年从复旦大学毕业后,就指定要求去中央电视台工作。“不过,三年的新闻专业,并没有让李东生学到什么,刚到中央电视台时,甚至连像样的新闻稿都不好,只能先当摄影记者。”一位曾经在中央电视台工作过的同事回忆说。

多年后,央视内部还流传著李东生初到央视时的种种传闻。比如说,他先当摄影记者这个话题,由于央视主要是以电视新闻为主,并不缺少摄影记者,所以李东生刚 毕业时,主要工作就是帮助摄像人员扛摄影机,或从事一些拍摄辅助工作,并不能算是个记者。还有一个传闻是,被分配到央视后,李东生又使出浑身解数,开始巴 结央视上司,很快就被安排进新闻部时事政治组。当时央视新闻部时事政治组主要负责跟拍政治局以上领导人的新闻及资料片,开始让他与中共高层有了一定的接 触。

但据上述曾在央视工作过的同事介绍,李东生到了央视不久,又通过中央警卫局这条关系,被央视负责人调进了时事政治组。当时央视的出发点是,试图通过李东生与中央警卫局的特殊关系,跟中央核心领导层建立联系,以谋取个人获得晋升的好处。

此种说法得到一些消息人士的认可,原因是李东生曾被中央警卫局保送到大学,毕业后又通过关系进入中央电视台,而中央电视台负责人一看李东生有这样的背景, 就派他进时政组专跑中南海这条线,既可以加强央视与中南海的关系和联系,中南海高层又能通过李东生把自己的子女们安排进央视工作。

央视知情人士强调说,1980年代初李东生在央视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央视与中南海的联系人,“不少中南海高层的二代或三代,后来都是通过李东生进入央视 的。正是有了这些背景,几年后,李东生开始在央视呼风唤雨,变成红极一时的人物。”由此,李东生在中央电视台踏上了一路晋升的轨道,从新闻部时政组普通工 作人员到副组长、政文部副主任、新闻采访部副主任、主任、新闻中心主任、副台长。

与赵某大搞央视美女外交

熟悉李东生的中央电视台同事说:“李东生自打进了央视以后,就开始察言观色,由于跟中南海高层频频接触,李发现凡是他带美女记者或美女主持人采访高层领导 时,领导们都心花怒放,对美女们都是有问必答,对央视都赞不绝口,这些让李东生更觉得有机可乘,他知道只有讨得高层领导的欢心,他才能有更好的仕途。”

于是,李东生就利用采访中南海高层的机会,让央视的美女记者和美女主持人们频繁与高层进行接触,只要发现哪位领导人对哪位央视美女颇有好感,李东生就会暗 中搭桥。“其实,中南海高层领导人平时能接触到美女们的机会并不多,虽然有时也接受官媒的采访,但记者多为男性或长相一般的女性,只有央视美女成堆,这就 给李东生提供了难得的搭桥机会。”这位曾在央视工作过的知情人士介绍说。

正是由于跟中南海的特殊关系,让深得高层领导人“欣赏”的李东生,很快就踏上了在中央电视台一路晋升的快车道,到了1990年代后期,已当上了央视副台长。

自打当上副台长后,早就尝到美女外交甜头的李东生,更加肆无忌惮了。为了把美女外交进行到底,他与当时已是央视文艺中心副主任兼文艺部主任的导演赵某建立 了极为密切的关系,因为李东生知道,要想向中南海输送更多的美女,掌握著央视春节联欢晚会大权的赵某是不可多得的志同道合的合作者,“只有通过拥有挑选上 春晚女演员权力的赵某,李东生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更多的美女资源,”前述央视工作人员说。

公开资料显示,1984年25岁的舞蹈演员出身的赵某,被从某歌舞团调入中央电视台任导演,此后一路高升,直至中央电视台文艺中心副主任、文艺部主任等职 务。七次执导春节晚会,四次出任总导演,1990年代后期,赵某的名字一直跟春节晚会紧密联系在一起,并为亿万观众熟知。

此外,赵某导演的“纪念建党70周年大型文艺晚会——《拥抱太阳》”曾经受到有关中央领导同志的表扬;他执导的“纪念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 大型晚会——《光明赞》”、“第四次世妇会中国政府欢迎仪式大型晚会——《相聚在北京》”、庆祝香港回归大型文艺晚会《回归颂》、纪念五个一工程五周年大 型晚会《走向辉煌》等大都受到中央领导、中外新闻媒体和广大观众的好评。

2002年10月10日网上传出消息:央视文艺部主任赵某涉嫌收受贿赂,已多日没有在央视露面。2003年10月20日,赵某、张某以被正式起诉,赵某被起诉罪名为“受贿”。同年12月12日,赵某因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十年。

赵某被捕后,曾有海外媒体报导说,赵是中国演艺界最大的皮条客,掌握了演艺界最大的资源。许多演员是靠赵某而走红,许多商人靠赵某而捞钱,某些名流则是靠赵某介绍二奶。如今他突然被捕,很多知名人物非常慌张。

不过,当时一位国家法制权威专家曾义愤填膺地指出:赵某作为一名国家工作人员,拥有几千万的巨款、大量的豪宅、多部高级轿车、贵重物品,这些都是从哪里来的?与他的实际收入相符吗?不过最终赵某只因受贿罪被判了十年,原因何在?

有知情者称,这是因为赵某泄漏了“国家最高机密”,把最高领导人的私生活讲了出去。一位央视同事曾在网上发帖称:“赵某出事,起因其实是宋某某。在我们台 里,许多人都知道‘宋江恋’的传闻,最初是赵某1999年在一次彩排时,不小心透露出来的,当时就有人预言,赵某要出事,没想到过了两年多,今天才出 事……。”

与赵某相比,同样是搞美女外交的李东生不但没出事,反而却在2000年调离中央电视台,升任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副局长。而仅仅两年后,他的志同道合的“老搭档”赵某就被判刑了。

尽管被称为中国最大的皮条客,在央视同事看来,李东生当时只做不说,则避免了赵某的下场。但是,没想到周永康被查,李东生下场比赵某更悲惨。


互联网金融热背后的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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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语:这是一篇很受尊敬基金公司副总对基金电商的肺腑之言,非常精彩,发人深省。
主要精彩观点:互联网金融产品在投资层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创新,反而风险越来越明显。比如:1、基金电商盈利能力低;2、对公司文化的潜在冲突;3、互联网 金融带来的客户转化率可能只是南柯一梦;4、向渠道过度延伸的风险;5、直接面对客户是否有益;6、最可怕的,就是基金行业多年来辛辛苦苦做的投资者教育 可能毁于一旦。等。而基金公司应该做的,是认清自己在产业链的位置,坚守资产管理这个能力圈。
这背后可能暗含的潜台词是:全行业都在搞电商,有点偏离正轨了,因为大多数做电商的结局都不会美好。

作者:兴业全球基金副总经理 徐天舒

去年,余额宝横空出世,改变了基金行业的竞争格局。其他互联网企业也纷纷行动起来,推出了各种“宝”待价而沽。对此,很多基金公司陷入了焦躁– 招兵买马,挖地三尺,四处出击,期待撞上下一个巨无霸产品,一夜暴富。

作为跟随者,我们公司也主动出击,接触了一些互联网金融的潜在合作者。喧嚣过后,我也在想,基金公司在这场狂热中的边界在哪里,我们在其中到底该如何定位?
仔细分析一下现在市面上的互联网金融产品,会发现在投资层面其实并没有什么创新,只不过把互联网作为了一个新的销售渠道、在技术层面做了改进,从而吸引了 大量从没有接触过基金产品的小额投资人。余额宝的投资者有这么几个特点,一是年青,平均年龄28岁;二是单个账户投资金额很小,平均4300元;三是投资 目标在流动性强、风险低的货币基金。而这个细分市场正好是基金公司之前较少关注的。

这是因为,以前基金公司的销售重点在有较多可投资资产的人群,宣传内容方面因为监管的要求,偏高大上,与普通投资者的理解能力之间存在偏差。基金公司的传 统销售主要是两大力量:一是银行、券商渠道,他们出于存款任务或交易佣金的考虑,一般不太愿意向自己所覆盖的投资者主推货币基金;二是大型的投资机构。加 上货币基金的销售费和管理费只有股票基金的四分之一不到,无法覆盖传统销售方式的成本,小额货币理财市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

现在,互联网金融的长尾似乎完美地解决了这个销售问题。可是仔细想来,这么多基金公司集体触网,前景似乎并不那么美好。

首先,业务思路的差别。互联网企业的发展逻辑是先做大流量、再兑现流量,即使亏损,有眼球和流量能扩大市场占有率就可以进入,就可以找到不断的后期融资; 而基金公司以盈利为目的,无法作长期的亏损。互联网企业自己这么在做,当然也希望基金公司一起这么玩,所以很多项目在设计阶段就看不到什么利润空间。而 且,很多项目的不确定因素太多,在筹划阶段,根本没法判断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对基金公司来说,这么广种薄收的后果就是IT、运维方面投入大,很多项目可 能火了一阵后就不死不活了,但是不管还剩几万块的保有量,这些模块都需要后台一直投入人力物力来维护,尾大不掉。

其次,盈利能力低。现在互联网主推的几乎都是风险小的货币基金,手续费和管理费加起来只有千分之五点几,能分的蛋糕实在太小。能够赚钱的唯一指望是做大规模,可见最后能在互联网热潮中赚到钱的只能是少数几家寡头,其他的就都是陪太子读书了;

第三,对公司文化的潜在冲突。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大量货币类资产可以为基金公司的资产池起到一个缓冲池和蓄水池的作用。不过,基金公司的金融投资属性决定了 它的文化和互联网企业差距巨大。对我公司来说,一直强调以投研为核心,投资主导,如果我们过于倒向互联网金融,公司的人员结构和发展重心肯定会发生巨大变 化,巨大的文化冲击下,公司肯定面目全非,这是好是坏,现在还很难说;

第四,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客户转化率可能只是南柯一梦。余额宝带来的新增客户数达到了惊人的4000多万,有人由此推断,如果其中百分之十的客户转换资产到 股票基金,就是一个惊人的数字。但是从目前公布的数字,我们似乎无法得出这个乐观的结论,互联网的客户粘性一直不太强,要他们从“无风险产品”转换成高风 险产品,很可能是一厢情愿;

第五,向渠道过度延伸的风险。国内外基金行业这么多年的发展历史证明,要利润最大化,最好是做利润率最高的那部分。对基金公司来说,投资和机构业务已经证明了是利润最高,同时需要人员最少的部分。如果大量投入,向渠道过度扩张,反而会摊薄公司的利润率;

第六,直接面对客户是否有益。互联网金融的一大优点是使得基金公司得以直接面对客户。但我们是否真的需要绕过渠道直接面对客户?我们有能力直接服务好几十万上百万的客户吗?我觉得和渠道建立顺畅的沟通,通过他们的触角可能更符合客户和基金公司的利益。

最后,也是最可怕的,就是基金行业多年来辛辛苦苦做的投资者教育可能毁于一旦。多年来,各家公司都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来进行投资者教育,这应该是很成功 的,至少现在很少有投资者单纯因为基金产品净值下跌而进行抗议。公募基金风险收益对等、投资者风险自负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现在有些互联网金融产品公然打 出“高收益、无风险”的宣传口号,这就把严肃的投资行为娱乐化了,一旦货币市场发生巨大波动,这就会是非常大的安全隐患。

针对这些特征,我觉得基金公司投身互联网金融必须有自己的边界– 那就是认清自己在产业链的位置,坚守资产管理这个能力圈;在已经失去先机的情况下,不慌乱,不四处撒网,只找靠谱的互联网企业深度合作,与整个行业的大部 队保持同步;各种网店、各种平台,能外包的尽量交给专业的公司来做,绝不盲目扩张。免得喧嚣过后,一地鸡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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