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祚来
香港媒体近日发表署名文章，以“中兴领袖习近平”为题总结习新政以来三大建树，并创意性地提出一党民主新概念：
“1911至1949年，中国形式上采取西式民主制，但实质为军阀混战，让日本侵华有机可乘。多党代议制不合国情，中共掌权是国家大一统的必然选择。中国政改的前途是一党民主化，即在加强党权的同时，扩大民权，塑造党权与民权双强的模式，而司法独立和基层民主乃此模式成功的基石。习治国理政的实践暗合这一思路。”
香港媒体发表的这篇文章，出自香港天大研究院研究员之手，文章发表后，大陆主流网站均予以转载，特别是官方的人民网予以转载，可见其已得到大陆有关部门的认同。
我们分析一下我引用的这位研究员上述一段话，可见其中国逻辑使用之娴熟，他的意思是，中国已在1911年实行过西式民主了，但西式民主带来了什么？军阀混战，多党代议因为不符合中国国情，所以中共的一党专权，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这位研究员读不懂世界历史大局势，一战到二战期间，中国确实实行的是西式民主，二千年或三千年东方文明古国，突然实行西式民主，在磨合实验过程之中，像一个婴儿学步，当然会步履蹒跚，而此时的世界格局，按马克思的说法，是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丛林社会，强者为王，适者生存，中国大量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了马克思革命思想，并倾向于与苏维埃联合，完全是革命实用主义思维所致，当然也有对西方列强的强势霸权的抵触与对抗。

我们稍微翻看一下延安时代中共对国民党的指责，就可以看到，国民党为了打击日本入侵，实行的是一党专政，连军队也是党国化，而当时这些战时做法，中共持强烈批评态度，中共认为，延安在战时通过黄豆投票，就可以完成基层民主，只有民主，才可以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日，只有军队国家化，脱离党派，才能有真正的抗日联合。
“照我们经验，在敌后那样艰苦的环境中，人民尚能进行普选，讨论国事，选举抗日政府，实行地方自治，那有大后方不能实行民选和自治的道理？因此，一切问题都看执政的国民党有没有决心和诚意实施宪政，如果有，就应该在抗战期中提前实行。因为民主的动员是能最有力的准备反攻，取得抗战胜利，而且从民主中，才能找到彻底解决国共关系的途径。 ”（1944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
我党毛泽东同志老早就说过：“没有民主，抗日就抗不下去。有了民主，则抗他十年八年，我们也一定会胜利。”这个道理，现在全国人民都了解，所以各地人民的宪政运动，都一致嚷出：要实施宪政，就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有了民主自由，抗战的力量就会源源不绝的从人民中间涌现出。 （1944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
周恩来《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重申中国共产党要求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和组织法，重选国大代表的主张，并提出实施宪政的三项先决条件，即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和实施各地自治。林伯渠代表中共中央，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发出了立即召开紧急国事会议，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联合政府的号召。
我们清晰地看到，中共延安时期对民主宪政的清醒认识，对一党独裁的强烈反对，以及全民普选的可能性与必然性，而将开放党禁、言论自由、地方自治看成民主宪政的三项先决条件。
我们知道，既便是民主摇篮古希腊，在战争之时，均是采取战时独裁制，只要发生国家战争，一切都会听战时最高元首，没有民主讨论的时间或程序，战争结束之后，最高元首要还权于民，所以，国民党实行军政训政与宪政三步走，当时在理论与实践上，都没有问题，问题当然出在延安方面，一方面要求军队非党化，而在重庆谈判之时，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根据地与党的军队。战时不到主战场上与敌厮杀，却在后方打土豪分田地，扩大势力范围，搞所谓的民主普选。
最为重要的是：共产党当时并没有认为，民主宪政三权分立的西方宪政民主制度不适合中国，不仅如此，反而致力于要求国民党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要求开放党禁、言论自由与地方自治的呼声，可谓穿透时空，直刺现实。
由此看来，天大研究员的文章，完全是把历史当儿戏，把中共党史当麻花捏，为了证明当代中国不适宜搞西式民主，于是，就肆意解读历史真相，1911年之后，因为军阀混战，而难以实行真正的民主宪政，被写成军阀混战是实质，民主宪政出问题，日本对华入侵，是因为二战之后国际环境，加之日本因改制而强大，中国因清末以降没有完成民主宪政转型，而国力薄弱，使日本有机可趁，这是国际环境加上中国历史转型造成的，而非民主宪政造成的。作者以此否定民主宪政在中国的实验，目的是否定民主宪政在中国当下的可能性。

莫之许
8月13日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货币投放和新增信贷，社会融资规模均大幅跳水，低于此前市场预期。此外，当月人民币存款减少1.98万亿元，同比多减1.73万亿元；8月14日，央行调查统计司司长盛松成称，当月央行口径外汇占款减少2亿元，较近五年同期平均新增额少1,225亿元。这表明新增外汇占款对于货币供应的贡献正在大幅下降。上述数据似乎表明，资金正在从银行体系向外流出，且显示国际资本的流向和流量也在发生变化。
短短十几年间，中国银行业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990年代，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举步维艰，不良资产率居高不下，为此，不得不采用不良资产的剥离方式。以中国建设银行为例，1999年，建行按五级分类的不良资产为4500多亿，不良率高达36.41%，而建行资产质量在工农中建四大行中尚属于最好的。经过1999年建行剥离2760亿不良资产，2004年第二次剥离1859亿，建行的不良率方降为3.92%。当时银行的状态，由此可见一斑。

为了改善银行的状态，实行股份制改造，更于2004年1月动用450亿美元外汇储备以充实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资本金。工商银行要通过运用外汇储备150亿美元补充资本金。然而，短短几年之间，银行就突然变为了超级金牛。中国工商银行已经连续两年高居《财富》世界500强银行业首位，在2013年《财富》世界500强最赚钱公司榜单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农业银行全部进入前十位，分居第四、第五、第九和第十，如此靓丽表现，不啻是乌鸦变凤凰。银行业也因此成为热门行业，择业优选。
如此巨变，有多重因素。在中国经济加入WTO前后，剥离坏账轻装上阵；期间银行资产质量又有迅速提高，可谓两面占尽。但是，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中国的投融资体制并未有实质性的变化，依旧未能完全摆脱行政指令的干预，更谈不上依照市场机制而运行。银行业乌鸦变凤凰，主要基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使得民众储蓄日增，1999年，城乡居民存款馀额为59621.8亿元，而到2013年9月，已激增至44万亿之多，水涨自然船高，此外，中国经济仍是间接融资为主，银行垄断地位于此获益最多，中国银行业的营业收入中，将近4/5来自利差收入，丰厚的存贷利差，是中国银行的赚钱秘诀，将之称为坐着数钱，也并不夸张。在银行变为超级赚钱机器的背后，则是广大储户因为低存款利率而付出的代价。
有失去的，就有得到的。与银行业乌鸦变凤凰相伴随的，还有国有企业的“做大做强”。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动力来自于有限市场化改革，其中，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挥了根本性推动作用，也由此带动了能源、交通、通讯等领域的垄断企业的迅速发展。不仅如此，垄断央企更挟持其体制背景，凭借优越的资源条件和融资便利等，大举扩张，“国进民退”。近年来，地方政府则以土地财政为后盾，通过设立各种融资平台，获取了大量融资。与银行一样，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扩张背后，也依旧获益于相对低廉的资金成本，相对的，依旧是广大储户因低存款利率而付出的代价。早有人指出过中国的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而如今，地方政府也成为了其中的一个角色。
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尽管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在GDP贡献、就业人员比例和创新上的重要性一再提升，非国有企业提供了60%以上的GDP份额和80%以上的就业岗位，却只能获得不到30%的银行贷款，至于规模以下的小微企业，更是超过90%以上没有与金融机构发生业务往来。换言之，银行体系从经济发展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却并未为经济发展最有效率的部门提供充分的服务。相反，银行体系的存在，更像是一套传送机制，凭借低利率的设置，负责将民间金融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给予国有企业和各级政府。
这一切并非偶然，为了维持体制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执政者需要保持对于经济领域的强势控制，保持公有制企业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就是这一战略意图的官方表达，一方面，市场化需要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发挥根本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出于专政的目的，又需要将其比例限制在一定范围，需要扶持国有经济，之所以中国的投融资体制并未随着市场化的进程而有根本的改变，而是依旧保持着垄断设置，依旧服从行政化的指令，更多的是出于这一目的。
由于体制对于金融领域的绝对控制，民众并无充分的选择，将钱存入银行当中成为一种无奈的选择。教育、医疗、养老等三座大山，又逼迫民众维持相当高的储蓄率，也因此，与经济发展向伴随的，是居民银行存款的节节升高。迄今为止，作为利益输送机制的中国银行业仍处于其黄金时代，不过，没有人会对剥夺无动于衷，存钱不划算早已是民众普遍的认知，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购房冲动的推动力。随着房地产市场的相对萎靡，民众也会寻找新的出口，一些民众选择了将钱投入到风险相对较高的民间借贷之中，而另一些人则选择了将钱汇出境外。最近一两年来银行存款和外汇占款的减少，或许正是这一趋势的体现。
财政、银行和国有企业这三位一体近些年的顺风顺水，其实都建立在民营和外资企业的迅猛发展之上，但是，对于后者既利用又限制的体制立场，又无时不在损害着非国有部门的潜力，一旦非国有部门的动能减缓，过度扩张的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也会失去其势头，相应的，则是资产价格逆向重估的风险，而银行必将首当其冲。有朋友曾说，谁能看准未来的主题，谁就能获得最大的收益，在他看来，在1990年代，因为政策环境的宽松，主题是做生意，在21世纪的头十年，因为资产的迅速增值，主题是买房子，或许，在未来十年，随着资产价格重估的风险增大，主题变成了转移，谁率先将资产转移出去，谁就是最后的赢家。

战胜自我，忘记成本价。有的时候，很多人会问：“你买入的是什么价钱？”如果买入价很低，获利丰厚的时候，人家就会劝你“该跑了，你已经挣了很多钱了”；如果你买入的价格很高，现在的价格很低，他就会说“你套得这么深，还跑它干什么？”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错误的，因为市场不会因为你成本价的高低而改变它自身的客观规律。我们在做股票的时候，只能看后面的形势对你现在的股票持仓是有利还是无利，如果后市发展对你是有利的话，你获利再丰厚也应该坚持拿着；如果后市发展对你是不利的话，你套得再深也应该斩仓。我举两个例子。当年，我开空仓做咖啡期货，当时损失有1000多万。那时我的资金总量才3000多万，因此损失1000万就意味着损失1/3。经过分析，我发现自己当初开空仓的推理中存在错误，而且这个错误是致命性的。从这一点来看，后市的风险我已不能驾驭，那么到底该不该斩仓？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如果斩仓心是很疼的，因为毕竟是我1/3的资金。但我看到，如果我不斩仓，后市更可怕，也许今后就再也不能进入期货市场了，当时我已经觉得失控了。从这一点考虑，我最后还是斩仓了。此后的形势跟我的预测差不多，如果我不斩仓的话，再过两个星期，我将分文不存。第二个例子讲红小豆期货。红小豆期货我用40万开仓，盈利从100万、200万、300万、400万，直上升到700万，我才觉得这个价格是正常价格，潜力已经挖尽了，如果继续持有，后市就跟我的分析相违背了，于是我才决定平仓。当我之前挣了100万、200万的时候，有很多朋友都劝我“你应该平仓了，你心太黑了”。我说在整个市场里，没有心黑心白，只有对后市把握得准确与不准确，如果我们心慈手软平仓的话，那会损失很大一块利润。当时我看到后市的发展还是对我有利的，所以我才一直坚持下去。”

编者评论：从1400元到七亿巨资的传奇人物X先生的很多经验教训都是很珍贵的；“战胜自我，忘记成本价”又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很多投资者，很多中小散户都很强调自己心理的感受与平衡；其实，股市就是残酷博弈的战场；它是客观的，无情的。人们最常见的一句话是：“到你心理价位了吗？到了，就抛，落袋为安吧。”而往往抛了个很低价。如当年贵州茅台的50-60元。也有一些人，看错了大势与个股，被深深套住了，就不愿也不敢正视现实；大盘与个股明明正要跌下去；但由于已深套了，已无决心与魄力去割肉斩仓了；于是越套越深，越亏越大。因为心理受不了。在此大讲课时，一位老太太告知，她的儿子用买婚房的100万元钱，98元买了一万多股云南铜业，当时已跌到50多元了，老太太哭说：“谢老师，帮帮我们吧，怎么办？”我知道股市还得跌，云南铜业还得跌；但又不便也不敢明确让她们割肉。叹着气说，从形势看，大盘与个股都要跌的，但你们自己拿主意啊！拿不准就先跑一半吧。

但那位老太太的儿子多半是不肯割肉的，他们会自问自答：如果此股不好，为什么当时炒到98元，机构疯了吗？万一现在50元是底部呢？常常已自我心理来解脱。还有一句：“算了，长期投资，留给孙子后代吧，长期拿利润与股息。”

其实都是自我心理不平衡之表现。不忍心割肉退出来，结果跌到个位数，亏得一败涂地。如云南铜业跌到6.8元。

因此，X先生的“战胜自我，忘记成本价”的经验极其重要，帮他免去了多次灭顶之灾，逃过了大劫，也一次次大获全胜，方有了当今的传奇人物和他的巨大金矿。

故一定要重视客观规律，重客观，重中国实践，重中国现实，而不要太重自己的心理与心情。要战胜自己啊！从中长期看，挣钱才是硬道理。

http://xiebs.blog.hexun.com/95061089_d.html

在跨入2014年后，新一轮”裁员潮”便风卷残云般肆虐IT界，手笔之大可谓罕见。IBM、戴尔、惠普、微软、思科等科技界巨头纷纷宣布裁员计划。一裁一箩筐，500强企业下的员工就犹如圈养的羔羊，任凭宰割。

企业快速发展就大肆招兵买马，而当年迈体衰面临亏损或发展停滞时，首先想到的就是减少成本裁掉员工，这样的行为固然是出自理性，感情上却叫人有悲凉之感。

一、2014年以来裁员企业的名单

二、跨国企业“裁员潮”波及中国

三、企业如何砍下这“温柔一刀”？

四、涨姿势：员工如何计算补偿金？

五、世界各地反“暴力”裁员示威游行

http://zhuanti.21cbh.com/topic/20140815_caiyuan/

婚姻是一场战争。
有关情感的小说和影视，通常都是历经曲折之后，男女主角走入婚姻殿堂，过上了幸福生活。这对于没结过婚的人而言当然是最好的安慰。然而实际上，很多婚姻在穿过殿堂之后就进入了坟墓。爱情这东西，因为人们心中向往美好，被涂脂抹粉了。
事实上，90%以上的婚姻都难遂人愿。马尔克斯说得好：“即使最狂乱且坚韧的爱情，归根结底也不过是一种瞬息即逝的现实，唯有孤独永恒。”因此，人的本质是孤独的，真正心灵通达的婚姻稀如宝钻。只不过，由于财产，由于孩子，由于生存，由于懒得折腾，很多人选择了凑合过日子。
多数人都后悔当初看走了眼，没选对人。相夫、相妻，本来就是个技术活，而且还得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才能稍微变好一点。因此，后悔没用，直面婚姻的围城比喝耗子药理智。
有人的地方就有斗争，这是全世界都面临的问题，不是哪一个家庭、哪一对夫妻的事儿。许多人选择了离婚，但情况并不如想象的那样乐观，甚至变得更糟。

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磕磕绊绊，不如意事十占八九。客观来讲，纵使是那些在死前宣称“一辈子没红过脸”的夫妻，想一把掐死对方的冲动至少也产生过百次以上。至于那些三天一小仗、十天一大仗的夫妻，多如过江之鲫。你要是光荣加入此列，大可不必悲观。因为，还有从来不红脸但睡在一张床上却感觉背脊之间有百丈寒冰的夫妻才是比较可怕的。然而最可怕的，是阴谋婚姻，一方通过缜密的策划和手段骗取另一方的情感，达成自己的目的，直到被骗者的世界完全陷入黑暗。
指责，较劲，争吵，武斗，阴谋……人民内部矛盾从来不曾消除。婚姻出现问题，就如同人吃五谷杂粮生病一样，毫不稀奇。只是，人们通常都不承认自己有病，特别是精神上的问题。肉体生病，都知道去医院；精神生病，却尽力避讳。而在欧美国家，对婚姻的治疗已成常态。人嘛，从懂事到老死，都在进行自我改造和修正，但首先得认识到自身的问题，才有可能不断完善自我。那么婚姻中的病，就不难治愈了。
如果你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建议去找有资质、经验的婚姻治疗师；如果你暂时不想去找，先看看这个帖子了解一下也没什么坏处。
写《婚姻治疗师》的想法在2008年，那时我碰到了几对掐得水深火热的夫妻，当然斗争形式是地下的、隐秘的，连双方父母都不曾察觉。我那时粗浅地认为是找对象没找准的缘故，所以先写了《相夫》，建议姐妹们擦亮眼睛找到适合自己的另一半。当然，《相夫》的帖子和出版物都受到了欢迎，促成了不少婚姻（我知道的就有上百对）。这是我特别高兴的事情。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为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有失偏颇。因为人们在结婚以前都隐藏了自己的致命缺陷，所有的表现都有包装粉饰的成分，并不一定靠得住。婚姻是一场马拉松，需要长跑一生来检验。一开始幸福的婚姻，并不意味着终身幸福；一开始波折的婚姻，也有可能结局很好。这其间，一定存在经营婚姻的法则。
于是我利用出差、采访和收集亲朋的案例，加以分析，逐渐有了一些眉目，也专门到北大六医院、天坛医院等专业精神治疗机构请教了专家、医生、护理人员和患者，还成功协助治疗亲朋的心理疾病和疏导一些濒临解体的婚姻家庭（特别是调解了姐姐姐夫的婚姻家庭问题且成功帮助“准备安排后事”的姐夫获得新生），有了一些体会，这才动手创作《婚姻治疗师》。当然，为了使文章有点趣味，我以通俗小说的形式将其表现出来。从文本的连续性上讲，可视为《相夫》的续篇。
《婚姻治疗师》写的是什么呢？写了两个遭受婚姻重创的人，由于机缘在一起开办了婚姻治疗机构，专门解决现代婚姻中的各种疑难杂症。这些征候包括：暴力、冷暴力、外遇、性虐、性障碍、情绪障碍、人格分裂、婆媳关系、亲子问题、养生保健等等，当然也有常见的鸡毛蒜皮的家庭纠纷，内容大部分都是常识性的，只是把它戏剧化了而已。
这个帖子，除了欢迎婚内人士报料、探讨，也欢迎准备进入婚姻殿堂的帅锅美眉围观、吐槽。特别欢迎不婚主义都前来冷笑、讥讽。不过，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看看别人的故事，或许能有一点启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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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bbs.tianya.cn/post-culture-866180-1.shtml

【25元 VS 4万元】冼村，广州最繁华城区的城中村。伴随旧城改造、地价飞升，演绎出一幕现实版的“《窃听风云3》”：副市长、村官、开发商合谋制造腐败铁三角……开发商行贿后以白菜价拿得黄金地段土地，冼村35万平米物业租金最高仅25元/平，而周边房价已达四五万。

（新华视点）市长、村官、开发商合谋制造“腐败铁三角”——揭开广州“最繁华”城中村改造背后的黑幕

新华网广州8月17日电（新华视点”记者毛一竹、詹奕嘉） 一个城中村改造工程，“绊倒”了广州市副市长曹鉴燎，端掉了整个村干部班子，牵扯了一批开发商。

冼村，广州最繁华城区的城中村。伴随旧城改造、地价飞升，演绎出一幕现实版的“《窃听风云3》”：宗族大佬把控村务、地产集团低价拿地、政界高官权力庇护、大谋私利矛盾不断……

今年7月，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冼村7名班子成员涉嫌贪污受贿案，“腐败铁三角”随之浮出水面。其暴露的城中村改造腐败漏洞令人震惊、引人深思。

高官庇护、村官出地、房企出资的腐败三角格局

走进冼村，眼前是一片“握手楼”。有的楼房被拆掉大半，废墟上长起了荒草，垃圾遍地，臭味弥漫，与周边的高楼林立形成鲜明对比。一位村民指着旁边一座商业广场说：“那里以前都是冼村的地，很便宜就被卖掉了。”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广州中央商务区珠江新城的开发，冼村大片土地被征用。1999年，冼村撤销村委会，成立冼村企业集团，后改名冼村实业有限公司。2010年，广州启动上百个城中村的改造，冼村名列其中。

改造消息传出，对“低价卖地”早有不满的村民持续上访举报，冼村领导班子最终被“一锅端”。2013年8月，冼村班子多名成员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纪检、检察部门由冼村案顺藤摸瓜，发现时任广州市副市长的曹鉴燎涉嫌接受巨额贿赂，广州市协作办党委副书记何继雄也涉嫌受贿。曹鉴燎随后被立案检查，并于今年因严重违纪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今年7月底，冼村班子成员涉嫌贪污受贿案在广州中院开庭。

一个村官、高官、开发商三者合谋、共同进退的腐败“铁三角”逐渐浮出水面。

曹鉴燎，1995年任广州市天河区沙河镇党委书记、镇长，此后又升任天河区区长、区委书记等要职。据知情人士透露，上世纪90年代，珠江新城主要是村集体和开发商联名开发，一个出钱，一个出地。有时村里对土地出租要价较高，开发商便“公关”曹鉴燎。曹鉴燎帮忙压低价格促成合作。为表“感谢”，开发商或直接向曹鉴燎、村干部等行贿，或承诺日后按差价百分比分成。

公诉方指出，冼村实业有限公司原党支部副书记、董事长冼章铭等7人在协助政府经营和管理国有土地的过程中，涉嫌收受广州市嘉裕房地产集团、广州市南雅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多个开发商贿赂。涉嫌受贿最多的原党支部副书记、副董事长卢佑醒，共收取105．4万元人民币、8万元港币及购物卡7000元。

由于获得官员、村官协助，开发商得以低价拿地，让大量黄金地段的土地被开出“白菜价”。冼村共有物业47万平方米左右，其中约35万平方米明显低于市场价出租。租金最高的也只有每平方米25元，而珠江新城普通商品房价格却已达每平方米四五万元。

“一言堂”“家庭会”架空民主决策

在各地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土地需求急剧膨胀，土地价格节节攀升，形成了巨大利益诱惑。

在冼村的案例子中，剥夺群众参与权、袒护村官，被冠冕堂皇地命名为“经验创新”。2001年曹鉴燎任天河区委书记时，借“村改居”把天河区城中村居民划分为社区股东和社会股东，以至于4000多冼村居民有半数以上成员因在外务工、经商变成了社会股东，没有参与村中重要事项决策的权利，大大减少了村班子操盘卖地的村中阻力。

部分地方干部透露，此类“创新”缺乏科学论证、民主决策，多半是企业提出“突破”现有政策需求，主管部门就来“想办法”，地方主管领导批准。

此外，在冼村，代表村民权利的“股东大会”“村民大会”，被“家庭会”取代。今年7月底，除村实业有限公司原党支部书记卢穗耕已被证实外逃外，冼村班子7名成员竟“齐聚”被告席。7人中有5人与卢穗耕是亲戚关系，另有两人是同学关系。

土地开发、物业出租是村中大事，但冼村班子内部“操盘”，开发商出资拉拢村官，“社区股东”也少有参与权。不少村民向记者反映，卢穗耕1979年当选冼村党支部书记，此后30多年一直连任。村内一无正常选举，二不开村民大会，都是卢穗耕说了算，“就连扫地工都是卢穗耕家族的人来做”。

办案人员说，一般逢年过节，开发商都要请村官到高档酒店吃饭、派发红包，“有时单请一个村，有时是‘群村宴’。请客的地方档次很高，不乏五星级酒店”。有开发商在某次选举前给了卢穗耕数十万元，卢穗耕将之分给其他村干部，让他们到处“活动”拉票。事后，卢穗耕把部分物业承租给开发商作为回报。

织密城中村改造反腐“高压网”

曹鉴燎、何继雄及冼村班子成员落马后，村民拍手称快。一些专家建议，随着经济发达地区城中村改造越来越多，急需织密反腐“高压线”，打造监督村班子的“曝光台”，粉碎高官、村官、开发商腐败“铁三角”的利益链条。

目前，广州正在建设“三资”——资金、资产、资源交易平台，对所有村社“三资”进行清理、登记、入库管理，区镇两级分别成立由纪委监管的“三资”服务管理中心。所有农村的物业出租、工程发包、土地招投标等，都必须走登记、审批、交易申请、受理、招标公示等一系列程序。

除了打造第三方平台，更重要的是管好村集体经济的“掌舵人”。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唐代望说，“村改居”后，村干部变成了公司经理，操纵资金动辄上亿，但多数沿用过去管村务的方式来操控村集体经济事务，方式过于滞后。可借鉴东莞等地探索聘请职业经理人经验，使公司管理专业化、职业化，符合市场规律。

此外，村干部身份变化也带来法律追责问题。据办案人员介绍，村集体经济管理者身上公职人员色彩更加淡化，贪腐手法更加多样，刑法中仅有极少数规定可对其追责。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同时上级党委要加强监管，重大事件报上级部门同意，一般决策报街道办备案。

author：叶檀

不动产登记不一定是推出房产税的响亮雷声，却能够让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非投资需求水落石出，让市场现出真身。

8月15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征求意见稿）》发布。征求意见稿要求建立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各级登记机构信息纳入统一基础平台，实现信息实时共享；并要求不动产登记机构、不动产登记信息共享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应当对不动产登记信息保密。

不动产登记全面推开势在必行，集体土地所有权、房屋等建筑物、构筑物所有权、森林、林木所有权、耕地、林地、草地等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海域使用权等将登记在册。根据不动产登记数据，未来中国最大过的不动产登记法律权属明确，合法物权得到保障，同时，企业、个人物业可以进入金融领域盘活资产。

目前房地产预期下行，与反腐有一定关联，手握重权者改变了所持资产的品种，他们宁可握有境外股权、债权，也不愿意拥有境内的房地产，大量抛售套现加剧了市场的不平衡。东部某省人民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的一位领导对《华夏时报》记者表示，“现在处理有关政府官员、企事业单位领导的腐败案件，一旦有查处对象，先查个人房产和财产，个人及亲属名下的住宅套数、面积、户型、来源、来源的合法性都将彻查，执行力度大大加强。”不动产难以搬动、难以套现，种种劣势尽现于此。但这不是停止反腐的理由，如果反腐导致市场下行，说明此前市场过于畸形，成为权贵的乐园。

不动产登记提升了房产税预期，对房地产市场影响不明朗。不动产登记成熟后，房产税必定会推出，从理论上说，越是投资性房产、非自住性房产，房产税越高。

以美国为例，纽约、旧金山等地豪宅房产税较高，而是些旅游胜地的房产房产税更高，能在旅游景区买得起第二套房、支付得起高额费用的人，都是美国的巨富阶层，这样的人理该为地方公共教育、医疗多做贡献。中国要摆脱土地财政，未来的道路与此相似，这就意味着踮起脚尖能够买得起旅游地产的人，会选择观望，这对于高端投资性的旅游地产是一大打击。

今年3月，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表示，要用4年左右时间，运行统一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管理基础平台，实现不动产审批、交易和登记信息实时互通共享以及依法查询，形成不动产统一登记体系。这并不意味着房价在4年内会平稳，反而意味着房价在4年内会震荡不已，购房者手上捏着钱，心里在打鼓。在预期偏向负面时，通常的选择是，刚性需求的人会等待性价比最好的房子出现，投资客会选择绕道而行，等到水落石出之后再定夺。

政府依然握有预期决定权，房地产市场是大幅下挫，还是平稳落地，降落伞在政府手中。政府可以明确征税门槛，首套房不征房产税，或者第二套房不征房产税，在旅游地居住养老的老人，不必缴纳房产税。

中产收入阶层中财富的大部分以房产形式存在，一旦房地产成为负资产，中国中产收入阶层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消灭。根据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院长甘犁在“2014中国财富管理高峰论坛”的表述，“中国家庭资产的分布非常的不均，最高资产10个百分点的中国家庭拥有63.9%的资产”，这部分家庭应该以税收的方式对社会做更大的贡献。未来，这部分家庭缴纳的税收最多。

中国家庭资产增长，中产阶级增长，房子增长速度超过了其他资产，中等资产家庭房产贡献非常大。从2011到2013年，中国家庭资产增加19.6%（未经CPI调整），其中，房产增加了26.8%，房产是资产增长的核心。资产排在30%和70%之间的中等资产家庭，由于房地产因素，资产升值。根据29省排序，房产在总资产当中比例的排序最高的是北京，北京市民当中总资产83.8%是房子，这是极高极高的资产比例，上海是76.5%。如果向这部分中产收入阶层征收重税，毫无疑问，中国的中产收入阶层将遭受巨大打击。

未来征税门槛明确，居民手中的不动产可以作为抵押物，修改相关法律条款，三农贷款难、小微企业贷款难等现象会有一定缓解。

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房地产征税改革必须伴随中国中产收入阶层的崛起，必须使中国财富分配等更加合理，使民间投资更加活跃，而不是相反。

我有一位女朋友小鹿，多年前去了美国移民，定居在西雅图，成了华人移民。她几乎每年都回来一趟，每次回来脸上都写满了幸福，总是欢天喜地的样子。那时我们都很羡慕她不仅移民了而且移民生活还那么幸福。

记得十年前，小鹿第一次回国的朋友聚会中，她简直成了幸福的天使。听她说，老公在美国一家有名的大公司当工程师，她也在这家公司的研究所工作，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是一儿一女，还有了车和别墅。一句话，她现可以尽情的享受人生了。看到她眉飞色舞的样子，大家都觉得她就是那种人人羡慕的幸福女人：有着爱她的经济条件不错的老公，有自己喜欢的工作，有一双健康聪明的儿女，有着自己满意的生活条件，幸福不过就该如此了吧？

小鹿出国前，是我们这座城市电视台的一名主持人。

那天晚上，参加聚会的还有一位电视台的记者，这位记者是小鹿的好朋友，他参加这次聚会也是来做录制访谈节目前的准备工作，所以，访谈节目的话题便成了聚会的讨论主题。

访谈节目的主要话题是最贴近移民生活的”移民后的夫妻情感走向”。小鹿那天发言的第一句话就是：”在这个问题上，我是一个成功者，大家都说我是一个幸福的女人，有一个幸福的家庭。今天虽然我先生没有来，可是我非常感谢我先生和我一起营造了现在的幸福生活。”大家点头赞同，异口同声的说着羡慕小鹿的话。

小鹿在一片赞扬声中继续说道：”我个人认为，美国移民后的夫妻感情如果经得起考验了，那才是真正的爱情，或者说，你们的爱情真正的升华了。我认为应该在节目中认真对移民后夫妻中的妻子提出呼吁，给丈夫一点时间，给丈夫多一点爱，不要那么快就投入到别的男人的怀抱！”这些话，在当时的我听来，觉得很虚假似的。不过我也以为，那也许是幸福女人的张扬吧，也许是她忍不住要把自己的幸福与大家分享。

去年六月，我也去了一趟西雅图，可是按照小鹿留给我的电话，根本打不通，所以一直也没有见到她。

有一次外出旅游，玩到傍晚，我们选了一家僻静的西餐厅吃饭。就在那家餐厅里，在拿取色拉等凉菜的餐台前，我突然见到了小鹿。她正带着围裙，低头为一个顾客切着一个面包圈。

直觉告诉我应该立刻躲开，可那距离近的，想躲都躲不开了，我和小鹿的视线直直地对在了一起。我看到了小鹿的脸”唰”的一下红了，我也居然因为她的脸红变得不知所措，结果竟尴尬的笑了笑，呆呆的站在那里不知说什么了。还是小鹿打破了尴尬，主动与我说了几句家常话后，她要了我的电话，说是一有空就跟我联系。

第二天晚上，我果然接到了小鹿打来的电话。小鹿在电话里，深深地叹了口气，十分诚恳地对我说：”我想请你帮我保密，别告诉朋友们我的工作是什么，行吗？”小鹿的直接倒是很令我意外。一时间，我不知道说什么。电话那头，停顿了片刻，竟听到小鹿的哭声，一边哭一边传来的话语是：”我根本就过得不幸福，很不幸福，可是我要面子，我死要面子不想让别人看出我不幸福……”那晚，小鹿仿佛给我上了人生一课，她打给我的电话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小鹿说我们在餐厅的相遇仿佛是揭开她伤疤的一个小镊子，让她生疼生疼的，并不是伤疤本身的疼，而是伤疤背后的辛酸。

也许小鹿在我这里找到了一个倾泻点，在那次”倾泻”中，我知道了小鹿出国后的经历。我知道，小鹿出生于一个经济和地位都很优越的家庭，她年纪轻轻就成为了我市电视台小有名气的谈心节目主持人，经常写文章发表于各种报刊杂志。在众多的追求者中，小鹿选择了一个老实的男人成了她现在的丈夫。为了体验一种新的生活，小鹿坚持要到美国求学，于是在家里的资助下，她与老公双双来到西雅图，在华盛顿大学进修。尽管在国内是公务员的丈夫很不想来，但为了小鹿的心愿，在他们女儿三岁时，还是一起来了美国。

一路顺风顺水的她，可能是没有足够预计到异国他乡生活的艰辛，更没有足够预见到两国生活的巨大落差，在国内名利双收的她，来美国移民后原本自己最擅长的语言，在这里行不通了，虽然英语不差，可是想做主持人就差得太远了，这倒也还能估计到，但一切重新开始的艰辛是多么不易呀！

进修后，他们一时都找不到工作。老实的丈夫一切都听她的，她让丈夫去学手艺做个技术工人，丈夫就去学，学完后真成了一个工厂里的一个工人，这原本是小鹿过渡时期的想法，不想做上了机床车工的丈夫，习惯了那周而复始无须动脑折腾的工作，竟然怎么也听不了小鹿的话回到大学去上研究生课程了。小鹿说，丈夫工作的那个工厂没有一个中国人，所以她一直跟朋友说丈夫是一家有名大公司的工程师，其实……

那期间，小鹿在学校里补习英语课程，又有了第二个孩子。生完这个儿子后，面对一堆琐碎的家务，大女儿的学习，小儿子的苦闹，使她彻底放弃了自己人生的追求。没有专业的她，起先进了一所大学的食堂做事，结果发现大学里中国学生很多，怕丢了自己的面子，做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辞职了。后来找到了现在的这家餐馆，一个极少中国人出入的地方，小鹿觉得安全了，对外她总把自己的工作说的很神秘，是大公司研究所的研究员，大家都以为她混得很好，总之谁也没有猜到她究竟是做什么的。

小鹿说，很多东西都改变了，没有改变的是自己从小要面子的习惯。对中国朋友也一样，总显得自己在美国已经混得很好了。有一次国内有朋友因公来美国商务考察，公事办完后特意来到西雅图看望小鹿，小鹿说，”我花了很多钱预订了这里最好的酒店陪这个朋友住着，但找了借口说我老公正好有朋友住在家里，因为我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朋友看到我那又小又旧的公寓房。

当年视小鹿为宝的丈夫，也被周而复始枯燥无味的工作麻木了神经，那些爱的神经，浪漫的神经早已荡然无存。小鹿说，丈夫每日便是吃了睡，睡醒了去工作，回来再吃，吃了又睡，似乎连基本男欢女爱的兴趣都已经失去。能看出来丈夫不快乐，可是，小鹿对自己说，回不去了，已经回不去了。

小鹿在那晚的电话中，最后对我说：”我很希望自己幸福，可如今的我失去了掌握幸福的能力，却没有失去幸福的欲望，所以，我只能假装幸福。我也问过自己，假装幸福是为了什么，为了听到赞美，看到羡慕，即便虚假，也能得到快乐。因此我常常夜半流泪，曾经光环于一身的我，竟会有夜半流泪的时候。”

谈话中，她也会突然像念诗一样的流出一句：”我厌恶镜子，不是因为镜子不够明亮，而是因为镜子中的我太真实。比如，那皱纹，那眼袋，那苍老……”还记得那晚电话快结束时，小鹿还说了这么几句话，”面子啊，真不是个好东西，它让我现在活得很累，也许有一天，我会适应这样的生活。也可能到那个时候，就不用再假装幸福了。”

回国之后，我为她保守了这个秘密，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朋友，因为我对她许过诺言。至少她在朋友面前依旧是一个幸福的人，继续向朋友讲着那些让朋友羡慕不已的身在异国的华人移民的幸福故事……我能做的就是为她保守秘密。美国移民看似光鲜亮丽的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苦。

http://14756034.blog.hexun.com/95048951_d.html

冯俏彬

近日，原国税总局副局长许善达“中国宏观税负达到44%”的言论在互联网上激起热议。之后又有“统计称今年全国人均宏观税负6338元、北京超2万居首”的新闻。

所谓宏观税负，是指当年广义的政府收入与同期GDP之比，表明是在全社会新创造的价值中，政府通过税收、收费等方式拿走的那一部分。近年来，我国宏观税负水平有上升趋势，各方对此都十分关注，许善达进一步提出了“人均宏观税负”的概念。

对此，我已在《“人均宏观税负”是个伪概念》一文中提出驳辩。必须看到，“人均宏观税负”这个概念虽然生搬硬造，但其后反映的却是盼望搞清楚民众到底承担了多少税负的某种复杂、躁动的社会心理，十分值得重视和关注。

截止到目前，人均宏观税负还不是一个成熟的学术概念。但诚如一些评论者所言，现在教科书没有的概念，学者也可以创新一个出来。我同意这个说法，每一个搞研究的人也都知道概念创新的重大价值。但是，任何创新必须建立在严格界定、准确解说、含义清楚的基础之上。很遗憾，从现在所见到的报道上看，还没有人做这样的工作。

我试着创新一下关于宏观税负的两个子概念，以回应一下反映宏观税负具体承担情况的社会心理。不一定正确，姑且作为一个尝试，请教于各位同仁。

第一，假定：宏观税负=企业承担的税负+居民承担的税负。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一个经济体由企业、居民和政府三部分组成。就税负而言，承担的要么是企业，要么是个人(我国现在还没有以家庭为计税单位)

第二，宏观税负=政府收入/同期GDP×100%。其中：政府收入=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同期GDP=劳动者报酬+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收入法)

第三，企业承担的税负=企业所承担的税收/(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 100%。表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中，企业所承担的宏观税负中的比重。

第四，居民承担的税负=居民所承担的税收/劳动者报酬 × 100%。表示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段中，居民所承担的宏观税负中的比重。

第五，关于企业和居民所承担税收的划分。在我国，政府收入由五个部分组成(税收、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障费、国有资本经营收入)，由两个主体(企业和个人)承担。

税收部分。在终极意义上，企业所承担的是企业所得税部分(其他各项流转税属于可转嫁税收，企业是交纳者，其最后的承担者是居民)，其余均为居民所承担。

行政事业性收费部分。理论上讲，既有企业承担部分，也有个人承担部分，在现行统计口径下，很难析出。但可以肯定地讲，企业是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的主要交纳者。进一步地，会计处理上，这些费用将进入企业的经营费用或管理费用，计入所销售商品或服务的价格之中，然后由消费者承担，因此，这一项的实际承担者也是居民个人。

政府性基金部分。按财政部公布的《2012年全国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目前我国共有各类政府性基金30项。另外，在地方财政层面，土地出让金在统计上也是摆放在政府性基金项中的。我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土地出让金是政府出售自己的资产所获得的收入，因此将其作为加给社会的负担，还是比较牵强。鉴于此，将其从中拿掉。

至于社会保障费。各国的惯例都是计算在宏观税负之中的，当然保留。

国有资本经营收入。这属于资本收益，同土地出让金一样，将其算为政府加给社会的负担，也是过于勉强的。鉴于此，将其从中拿掉。

以上我们梳理了计算逻辑和口径，综合当前有关部门公布的数据，2014年1~6月，我国GDP总量为269044亿元。2014年1~6月，我国广义的政府收入为97771.6亿元。具体构成如下：税收收入63999亿元(其中企业所得税16253亿元)；非税收入10369亿元；政府性基金收入中可计入税负部分为4839亿元(同期政府性基金收入共计25968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1129亿元，两者相减后为4839亿元)。另外据人社部发布的公告，2014年1~4月，所有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为12196.4亿元，按简单平均法，推算1~6月份各项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为18294.6亿元。以上四项共计97771.6亿元。

其中，企业承担的税负(企业所得税)为16253亿元，余者均为居民承担，为81518.6亿元。

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4年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的数据，2014年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0025元，此数字乘以第六次人口普查我国13.39亿，为134234.75亿元。此数据可近似用作“劳动者报酬”。

最后，我们据此可计算出我国宏观税负及其分布情况

宏观税负=政府收入/GDP×100%=(74638+4839+18294.6)/ 269044×100%=36.34%

其中：居民承担的宏观税负=居民所承担的税收/同期劳动者报酬×100%=81518.6/134234.75×100%=60.72%

企业承担的宏观税负=1-60.72%=39.28%。这主要是因为我国主要采用的是按支出法核算的GDP，没有收入法中可表现企业收入三部分(生产税净额+固定资产折旧+营业盈余)的相关数据，但可倒推获得。

换一种说法，在占我国GDP达36.34%的宏观税负中，其中相当于22.06% GDP的部分是由居民承担的，另外14.28% GDP的部分由企业承担。

我们的简要结论是，第一，2014年上半年，我国宏观税负已达到36.34%。坦率地讲，这个数字不低。

第二，总体而言，宏观税负中，居民和企业承担比约为6∶4。即：宏观税负中的60.72%由居民承担，39.28%由企业承担，这一分布合不合理，还需要进一步仔细讨论。

第三，换一种说法，在相当于我国GDP 36.34%的宏观税负中，其中22.06% GDP部分是居民宏观税负，另外14.28% GDP部分是企业宏观税负。

第四，也可在以上计算基础上得出一个修正后的人均税负6088.02元，但这同近年来的平均房价、人均住房面积、人均收入一样，没有什么实质性意义。(作者单位：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博导)

项小凯

2014年7月22日，时政媒体《澎湃新闻》正式上线。当天，澎湃CEO邱兵的发刊辞，“我心澎湃如昨”，成为各大网络媒体的转播热点。半个多月已经过去，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尽管澎湃新闻不乏自身特色，但总的来说，仍然是“新瓶装旧酒，换汤不换药”。
澎湃新闻，同时运营传统的网络门户与新兴的手机阅读平台。在视觉风格上，与传统网媒有较大不同，澎湃不再使用复杂的版块结构以及广告设置，而采用简约的单 一时间线排列，一条龙式地整合时政新闻与评论。同时，不再设置内容多级分类，而采用标签式查询的方式，以此替代传统的分类浏览。这种版式风格，显然更方便 手机用户阅读。通过对手机用户的侧重性，澎湃新闻体现出对移动传媒市场的战略考量。
在内容方面，澎湃新闻所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涵盖国内与国外、政治与经济、时政与思潮等多方面题材。澎湃的内容发送量，也非常之大，平均一天的原创首发文章，多达50馀篇。在时政内容方面，澎湃的专注与流量，确实可圈可点。

经过新媒体与市场化包装后的澎湃新闻，多少让人耳目一新，但这些表面上花絮，仍然掩盖不了澎湃的真实角色。
根据彭博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透露，澎湃项目的初期投资，为3到4亿人民币，其中部分资金来自于政府，部分来自于商业投资，而政府的参股比例，尚无明确信 息。但澎湃隶属于上海报业集团，受管于上海市宣传部。澎湃新闻，仍然严格遵循中国传媒行业的“党宣传机关主管”、“党媒机构主办”、“党审查机关监察”的 模式，在业务结构上，并无实质性突破。
澎湃每天所推送话题之多，令人眼花缭乱，但仍然透射出明显的体制指导色彩。在最近的时间线上，澎湃连续推出“习近平着作《之江心语》”的关键字话题；而近几天的头条文章，则是香港“反占中”的相关话题。澎湃新闻，无非是另一份通过市场化包装的党媒。
实际上，以市场化手法，包装党宣媒体，也就是“市场化体制喉舌”，澎湃新闻也并非首例。另一家更为奇葩的媒体，隶属于中共中央党报《人民日报》的《环球时 报》，则是这一运营模式的先驱。若按照新闻行业的水准来看，环球时报的很多文章，内容非常粗糙肤浅，逻辑也经不起仔细推敲，但往往却能以煽动性内容，吸引 民族主义倾向读者的眼球，并且以国家政权立场为导向，屡屡设置舆论的议题。
不过，环球时报这样的媒体，显然还远不能涵盖市场对传媒服务的全部需求。甚至在部分读者市场，因其风格过于夸张，环球时报还受到相当的反感与抵制。在微博 等网络媒体上，环球时报的名称，被网友嘲弄性地改名为“坏球时报”；而其主编胡锡进，也被网友戏称为“飞盘党”，意指象某种动物一样，奔跑紧咬上层的旨 意，发挥放大后再投向传媒。这些现像说明，在网络等新兴媒体领域，环球时报等一类媒体的市场竞争能力，极为有限。
而澎湃新闻的逢时而生，则可看作是体制在打压亲自由化的自主媒体的同时，也通过采取市场化运作，以填补占领因此而造成的信息需求空洞。从这个意义上说，澎 湃新闻，与环球时报，二者并无本质上的不同，都是“市场化喉舌”的实体。它们在内容风格上的巨大差别，只是由于分别为不同的市场区段，提供传媒服务，相互 之间为“对端”的关系。在“主管-主办-主查”的管制模式之下，它们具有相同的体制身份，是中国高度垄断的体制传媒系统的不同分支。
时评人莫之许，在《大陆互联网进入体制化时代》一文中指出，在此之前的中国互联网兴起，以及自媒体传播方式的出现，对体制的“主管-主办-主查”的媒体管 制模式，造成一定程度的冲击。而体制的反应，则是进一步强化管制，将互联网的传播领域，也纳入到体制的管理模式之下。前一段时期，当局对微博“大V”用户 （拥有众多关注者的认证帐号）的打压，与对所谓“网络谣言”的整治，以及近日中央网信办的“微信十条”禁令的出台，都可以看作是对莫之许这一判断的证明。
如此，在后果上，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媒体自主化尝试来说，不但要面临体制管制的刚性打压，还要面临“市场化喉舌”的利润挤占。其生存状态，显然将更为恶劣。从这个角度来看，类似于澎湃新闻这一类媒体的出现，对于新闻自由而言，绝非福音，而是噩讯。

王思想家

以习近平为首的新一届中国政府，反腐成果显着，揪出了谷俊山、徐才厚、周永康等“老虎”，受到了全国公众的表扬。遗憾的是，各个管理部门似乎并未跟上。
比如，行业垄断，残害了中国经济60多年，遭到全国公民的一致痛恨。而国家发改委近5年来的反垄断举措，却让人啼笑皆非。被反垄断的，往往是莫名其妙的企业，比如医药企业、进口汽车、进口奶粉、液晶面板等。
最近，有消息说发改委要拿星巴克当下一个反垄断对象。一时，舆论大哗，一片质疑。很快，发改委价格监督检查与反垄断局的相关人士表示，对星巴克反垄断调查的报道与实情不符。
对于公众热议的时间，发改委的回覆，仅仅是一句“与实情不符”，可谓惜墨如金，金口难开。根本没有说到底是如何“与实情不符”，是说星巴克不构成垄断，还是说要反星巴克的垄断，但要采用一种与公众想像不同的奇妙办法？
公众普遍质疑的是，为何对水利、电力、成品油、银行等央企的反垄断较少涉及。有专家为发改委辩护说：相关部门也对央企进行过调查，例如对电信巨头就进行过反垄断调查。
央企的垄断可谓路人尽知，为什么不反央企的垄断？专家给出的辩护理由是：《反垄断法》并不反对经营者俱有市场支配地位，反对的是经营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垄断行为，这符合鼓励企业做大做强、发展规模经济的政策。
难道说中石油、中石化、国家电网没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发改委有勇气出面公开这样说吗？没有勇气说，却又鼓动一些人以“专家”的面目出来辩护。
众多银行，利用垄断地位，从企业赚取巨大的存贷差，向公众收取的各种费用高达850种！管理水平极其低劣的中国银行，利用垄断成为了全世界最赚钱的银行，如此明目张胆的垄断抢劫，发改委看不到？
央视利用广电总局的支持，垄断了每天19:00至19:30的黄金时间，如此放肆的垄断，已经横行数十年，发改委的人从来不看电视吗？
而星巴克，既没有勾结国家某机关，强令其他企业不许开咖啡馆；也没有垄断大部分可以开咖啡馆的地方，从而牟取暴利。一杯星巴克咖啡，30元，愿意喝就喝，不愿意喝没人强迫，你不买咖啡，星巴克也照样让你做。就算人家咖啡卖300元一杯，那也与垄断扯不上关系。
时下中国的反垄断，有个双重标准。说起不能反央企垄断的时候，就说反垄断反的是“滥用市场地位”；实际去反一些莫名其妙的垄断时，就说是因为“在中国的利润明显高于在欧洲和美国”。请问有关部门：你到底如何界定反垄断？
星巴克利润再高，能有中石油高？能有银行业高？能有央视高？
医药企业的确是暴利，医药企业利用高回扣销售药品，从而抬高了药价，也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与垄断有什么关系？不去反中国不合理的医药体制，却给医药企业扣个垄断的帽子，匪夷所思的愚昧。
中国经济异常畸形，垄断起了巨大的、恶劣的作用，央企是垄断的绝对主力。声称反垄断，却避开央企，那叫什么反垄断？公众期待反垄断，但如果有人总是拿山寨版的反垄断来糊弄我们，那可不行。
习近平先生为首的心政府，连打了多只老虎，为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我们希望有关部门，紧跟当今政府打老虎的行动，抓出那些神人共愤、路人皆知的垄断大老虎，而不要拿出几只小猫，告诉我们说：看，这就是老虎。

闵良臣

中新网报道，周永康出事后，“30日召开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党组会议指出，要深刻汲取周永康的教训，引以为戒。周永康出现严重违纪问题，根本原因是理想信 念出了问题，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背离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作为谋取私利的手段，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教训十分深刻。”也就是说，周 永康“出事”没有别的问题，也不是别的问题，就只是他个人的问题。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代表像我们这样一个国家的堂堂最高司法机关的“认识”也实在太浅薄了，连普通网民的认识都不如。本人在互联网上就看到这样一则跟帖，说的是：“周永康走到 今天这一步，最该反思的是中高层，而不是基层。受害的是公众。”尽管这位网民所言仍然不是很到位，但也要比中国最高法的认识深刻。

中国最高法是干什么的，就是中国司法最后一道把关口。因此，要求最高法的不是别的，就是依法核查，公正司法。所谓坚持什么领导，以什么事业至上，甚至包括 所讲的那完全忽悠人的“宗旨”，统统都会扰乱司法公正。而如果最高法都不能坚持司法公正，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说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还有什么理由说中国是依 法治国。
周永康走到今天这一步，真的只是他个人的原因吗？不论什么人现在说这种话，估计连自欺都难。不信，让我们来看看中国的大环境以及近些年是如何“依法治国”的。
众所周知，除了前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其报告中一再提出而地球人也都知道的“五不搞”外，2009年8月6日，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在召开的全国司法厅（局）长座谈会上发出了伟大的指示：“凡律师代理敏感案件，必须讲政治，顾大局。”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在政治面前、在大局面前，法律就是个屁！我们知道，吴邦国的“五不搞”虽然不是法律，可由于他的身份，又是在“庄严的大会”上所 讲，事实上比法律还法律。此外，我不知道是讲法律重要还是讲政治重要；更不知道，是讲了法律才是真正地顾全大局，还是只要顾全大局就可以不讲法律。
2010年《半月谈》盘点“近期”雷人官话，宜黄县官员“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被称作“最无耻的官话”。还有，重庆江津区区委书记王银峰的“跟政府作对就是恶！”
天下无人不知，法律一定是“惩恶”的，可在王银峰这个区委书记（厅局级）眼里，只要批评政府，只要对政府不满，就成了“恶”。如此这般，还有一点法治的影子吗？至于说“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简直就是混蛋逻辑，完全可以看作是放屁！
2011年3月3日外交部女发言人姜瑜举行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外国记者的提问，她发出了震惊全世界的言论：“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
2012年11月12日，也就是在十八大正召开之际，伟大的人民日报又紧跟形势发表了《社会主义法治强调党的事业至上》。文中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强调的 是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 动。”傻子也能看得出，这里的关键是“党的事业至上”；虽然与后两个“至上”并列，但“党的事业至上”在并列中占第一位。我不知道在全世界公认的法治国家 中有没有我们这种“今古奇观”的表述。
法治就是法治，不存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之分！提出“社会主义法治”，如果不是无知， 就一定是别有用心。没有什么好说的。不然我就想问，社会主义贪官与资本主义贪官有什么区别？社会主义国家的腐败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又有什么区别？再具体 点说，计划经济时代的腐败分子与市场经济时代的腐败分子又有什么区别？还记得当年的刘青山、张子善吗？请问：他们与现在的腐败分子有区别吗？
2010年7月21日新华网报道，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于7月2０日在湖南永州隆重举行“6•1”事件烈士追认暨负伤干警表彰大会，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 书记、常务副院长沉德咏（同时也是大法官）到会讲话。其在讲话中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他们的壮举铸就了人民法官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法律的崇高品格”。
一个法官（更不用说大法官了），在他眼里和心中，没有什么人包括执政党比法还大——执政党就能大过法吗？所谓“党管一切”、“党领导一切”，只是专制意 识。因此，一名法官首先就要忠于法律。而不论一位法官还是一个警察，也只有因忠于法律而死，才能说“死得其所”。按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说，全体人民 是“主权者”，而法律是由全体人民所制定，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大过法律，包括人民个体。
其次， 一名法官要忠于全体人民。因为全体人民是主权者，是纳税者，是法官的衣食父母，这样，这名法官在忠于法律的前提下第一个就只能忠于全体人民；如果在法律的 前提下法官忠于的居然不是全体人民，那法律肯定也一定不是作为主权者的全体人民所制定的。如果大法官连这点最基本常识都没搞懂，只会给人民带来遗憾乃至无 穷的灾难。而如果中国的法官都是这等见识，中国的民主法治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诸位看官，“大老虎”周永康正是在中国这样一种大环境背景下才“走到今天这一步”的。不论最高法开多少次会议，也不论最高法党组书记、院长周强在大会上如 何指出、如何强调，只要还是这样一种“大环境”，再说白一点，只要还是眼下这样一个中国，周院长，不，周书记的那些话讲过之后都只会随风而散，连他自己也 不会当真的。
只要我们看介绍周强的职务时，不是把最高法院院长的身份放在第一位，反而把“党组书记”放在前面，也就一切尽在不言中了。似这般情形，有谁还要说中国是“依法治国”，不是在骗人又是什么？

商人脑袋灵光，连信仰也可以用来做生意，如果听到这样话，我们是佩服自己还是为这个时代人的精神感到悲哀？

1、有一个故事在网上流传了很久，据说是真实的：

“一 个清洁工，已婚，6年前嫌工作累，辞了，剃度出家，当了假和尚，收入翻番。不久后换了个庙，混上了执事，收入翻番。过了两年，原主持退休，他接任，月入过 万。去年，他承包了一个新庙，雇了一个主持和方丈，自己还俗，买车买房，年入百万。如今，他正在考虑寺庙连锁事宜……”

很多人看了这个励志的故事之后，都萌生出一个念头——当和尚去，收入可是相当的不错啊！当然，怀揣这个“吃寺庙饭”的主意的并不止是一般的屌丝群体，还有商人，只不过和屌丝不一样的是，商人野心更大。

2、寺庙如何赚钱？

从上面的故事已经看出，如今的和尚可以变成土豪，寺庙便是摇钱树。有人说，投资寺庙是一门新的生意，不要技术，不需厂房，打的是庙宇的主意，靠他人的虔诚和信仰攫取暴利。这不，看看寺庙的无本买卖便知。

无处不在的门票：如今中国的寺庙，只要稍微有点名气，没有不收门票费的；

高消费的服务项目：不仅收门票，庙里的“高消费”服务项目还很多，比如烧香要买香，撞钟要花钱，求签要钱，解签也要钱等等，只要有钱，寺庙就可以提供各种规格的服务，烧头香、敲头钟、办各种价格的水陆道场等等；

坑 爹的功德钱：一般情况下，和尚会拿出功德簿让游客签名，并慷慨许诺：凡签上名字的，住持大师亲自念经，为您祈福消灾。结果签上名之后，沙弥才说：“名字不 是白签的，要捐功德钱，多少随意，三、六、九都行。”你一细问才知道，所谓三、六、九，就是300元、600元、900元，3000元、6000元、 9000元，随你挑选。

3、寺庙生意好做 可随意利用香客“虔诚”心态

游客来到寺庙里，便有和尚劝烧个高香，而游客是不能把外面的香带进来的，和尚给的理由一般是“外面的香不干净，玷污佛门，染浊佛心”，只能购买庙内香火。可是等游客烧完香了，才发现香火费得要几百元，还不能讲价，因为和尚会告知“讲价就表明心不诚”。

于是，被坑的大多数香客只能“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般情况下，寺内请一炷香最低200元，最高10万元。还有创造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那边是四川峨眉山的宝光寺：头柱香拍卖，成交价99万。据说当时和尚拿出POSS机，让头柱香得知刷卡付款。

4、商机无限

寺 庙方丈成为土豪的新闻并不鲜闻。如今寺庙里，不仅香火旺盛，甚至和尚都超越了公务员，成为最赚钱和最受尊敬的职业。于是，假和尚泛滥，坑蒙拐骗多的是。比 如，为赚游客的解签钱，有些寺庙还不惜请了几位假大师。这些“大师”已是业内的老江湖，心理素质好，能说会道。他们很会看人，通过衣着、气质、谈吐即可判 别是否是其目标，若是有钱人，“大师”会多花些心思，如果碰到学生模样的便说一句“你与佛无缘”了事。

寺庙的收入很 多事靠这些“大师”忽悠而来，“大师”成为其掘金的主力。这意味着一些怀揣虔诚的游客自跨入寺庙门槛那瞬间其，就可能成为待宰的羔羊，少则数百元，多则几 万元。甚至在“大师”语言暴力的恐吓之下，佛门威严的气场和心诚则灵的心理暗示自然战胜理性，而那源源不断的功德钱最终落入了寺庙的口袋。

面对这些利润巨大的“生意”，一些人以和尚、尼姑或道人之名，签招聘合同，每月领工资，上班“礼”佛，下班还俗，收入高过白领。甚至有些“大师”已经结婚生子，并在购置房产、豪车。至于方丈，作为和尚们的领导，自然收入更为丰厚。

佛门扫地，全败在“钱”字之下。这正是商人对寺庙动心的根源。

（本文内容参考魔鬼金融学新浪微博）

南桥

我们这一代，除了习总书记他们这些红二代不算，其他人想想真是很可怜，一辈子都在等，一辈子都在盼。上世纪五十年代就盼「赶英超美」，大饥荒岁月盼着有口 饱饭吃，文革开始以为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了，到七十年代中期，我们这些下乡青年一个个渐渐明白，毛泽东不咽气，我们就没出头日。我至今还记得，有一年回 城过春节，几个从全国各地回家探亲的同学聚在一起，谈起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前途的知青地位，那种眼前一团漆黑而无可奈何的沮丧，有一位同学说了一 句，说到了每个人的心里：「我在等，不信熬不过他！」这是1975年，第二年，毛泽东去世，一个月内四人帮被抓。一年后，我们这些同学大多终于又进了学 校。但是，老百姓总是在等待盼望转机的命运，并没有改变。一直到现在，我们又开始等待盼望习总书记铁腕吏治，肃清腐败高官，还中国一个清明的政局。

在美国生活，很快发现美国一般老百姓生活中是不怎么谈政治的，谈政治的劲头远不如谈本地的棒球橄榄球。可是他们对政治的参与机会明明比中国人大，四年一大 选，中间还有一次中期选举，为什么他们不怎么爱聊政治呢？我试着向他们提问请教，引他们聊政治，却发现美国人的政治太没有聊头了。美国政治中没有我们中国 政治那么多变幻莫测惊心动魄的情节，没有那么多千钧一发千变万化的变数，不论大事小事，可能的路径就那么几个，可能的结果都摆在那里，而且几乎都不会突变 性地影响百姓的生活。即使是肯尼迪总统被暗杀，杀手又立即被刺杀这样的大事，到现在也没有水落石出，却也没有让国家混乱。

这就是现代政治制度的运作效果。现代政治的显著特点是公开化程度较高。在这样的制度中，没有多少发挥计谋智慧的空间。当今世界，各国政治制度有所不同，但 凡实现了现代政治的国家，都有一些基本的共同点，那就是一定程度的宪政民主、司法独立、保障人权和公平正义、军队国家化，诸如此类，几成老生常谈。就是这 些老生常谈，凡现代化国家就非搞不可。若拒绝，就不是实行现代政治的国家，必然回到前现代的宫廷政治中去。

当年华国锋指挥抓捕四人帮，显然是一次大快人心的政变。四人帮倒台，我们这些走投无路的知青立即领悟，现在快有生路了。邓小平逼华国锋下台，却是平民毫无 知觉的宫廷上层运作。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如果华国锋仍然掌权，会不会有后来的改革开放。如果说，胡耀邦的辞职是中共党内的斗争结果，那么赵紫阳的下台， 显然又是一次宫廷政变。

由于废除了终身制，中国人的等待和盼望有了时间表，不必比谁能熬得过谁，熬到老人咽气了。记忆犹新的是，中国人对江泽民一代技术官僚上台曾抱有希望，在新 世纪到来前才陆续放弃了希望，但是没有人想到那会是一群老虎吧？然后大家开始盼「胡赵新政」，后来终于彻底失望，于是再等。眼看着薄熙来风头日劲，幸亏王 立军扭转了大局。现在我们又开始期望和等待，希望新的领导人这次真的英明，打掉老虎后梦想成真。

可是，习总书记的「中国梦」语焉不详，提法怪异，让我有不祥的预感。习总打虎，打的是腐败，揭出来的无非是天文数字的钱数和匪夷所思的女人数，有没有其他 的问题呢，却是滴水不漏。镇压法轮功和基督徒、迫害政治异见、冤狱处处、边疆民族关系紧张、环境与生态灾难危机四伏，这些和老虎们权力布局有关的事情，都 不在反腐的范围之中吗？习总打虎之后会有大动作纠正这些问题吗？现在对此抱希望的人，多半又会失望的。

老虎该打，但是习近平打虎同时对宪政与政改的拒绝，说明中国在继续远离现代政治，返回到毛泽东的前现代政治中去。当下的习近平时代，比起上世纪八十年代的 胡赵改革年代，是远远地倒退，倒退到了六十年代文革初的水平。习总书记打虎以后的中国将会怎样，恐怕只有经历过文革的人，才能够想像了。

此前泰国媒体曾报道，警方在曼谷开展针对非法代孕的突击搜查，在一个公寓内发现9名婴儿。据广州日报18日报道，近日这一事件有了新进展。

一名24岁的日本富翁通过代理律师称，这9名婴儿都是他的孩子。在泰国以代孕形式成为多名婴幼儿父亲的他，原本竟然打算最多“收获”1000个孩子，动机是“造福世界”。

日本富翁在泰国代孕的9名婴儿

日本《朝日新闻》15日报道，随这名男子姓的婴幼儿人数已经达到16名，其中12名在泰国。脱氧核糖核酸(DNA)鉴定结果显示，这12名婴幼儿的 父亲是同一人。另外4名婴幼儿在柬埔寨。这名男子的亲属最近向警方提交了这些孩子生活状况的照片，其中一个孩子从印度经泰国被送入柬埔寨。

另据日本时事社援引“新生活全球网络”组织创始人玛丽亚姆•库库纳希维利的话报道，这名日本富翁原本打算请代孕母亲为他生多达1000个孩子。

这家机构在泰国、格鲁吉亚和其他国家提供代孕服务。库库纳希维利证实，她的机构为这名日本男子在泰国介绍两名代孕母亲，去年为他生了3个孩子，包括 一对双胞胎。这名日本人告诉这家代孕服务机构雇员，他想找更多代孕母亲，“希望每年要10到15个孩子”，“最终要100到1000个”。

动机竟是“造福世界”

至于为什么想要这么多孩子，回答是：“我能为这个世界做的最大好事就是留下许多孩子。”

库库纳希维利说，这名男子告诉她的雇员，他有10个国家的护照。按照库库纳希维利的说法，她对这名男子的动机产生怀疑并拒绝介绍更多代孕母亲。她向 日本驻格鲁吉亚大使馆举报这名男子，同时以电子邮件方式告知国际刑警组织。日本使馆一名官员告诉她，等国际刑警组织作出回应后再说。

泰国当局13日批准一项法律草案，将商业代孕列为犯罪。

泰警方说，尚未把这名日本男子列为嫌疑人，将继续调查这起事件。该男子同意18日抵达泰国接受讯问。

富翁计划“收获”1000个孩子，称为造福世界

背景：泰国跨国代孕屡禁不止

泰国一名代孕母亲近期被曝为一对澳大利亚夫妇产下龙凤胎，但对方只带走健康女婴，而留下患唐氏综合征的男婴。这一事件在泰国和澳大利亚引起广泛争议后，日本富翁通过代孕在泰国生9个孩子更为代孕争议火上浇油。

《曼谷邮报》报道，泰国目前只有泰国医学委员会的《行为准则》有针对代孕的规定。这项规定1997年拟定并于2002年修改，禁止有偿代孕，但允许精子或卵子来自代孕者亲属的代孕行为。

泰国公共卫生部的统计数字显示，泰国现有45个公立和私立医院可以开展代孕手术，拥有代孕业务执照的医生共240人。按照一名公共卫生部官员的说 法，“血缘以外的代孕行为”均属违法，更不用说有偿代孕，“如果允许（非执业）医生开展代孕手术，医院负责人将面临2万泰铢（约合3800元人民币）罚款 和一年刑期”。

泰国社会发展和人力安全部一名官员说，调查人员将搜集证据，确定这一代孕案例是否违法。与此同时，泰国警方防止人口走私部门也参与到这起案件中，一旦发现有涉嫌人口走私的行为，警方将对有关人员采取法律行动。

作为西方不孕夫妇寻找代孕母亲的最佳选择地之一，泰国的商业代孕屡禁不止。泰国公共卫生部下属的健康服务支持部门的一名官员阿空说，仅是联系代孕的中介在泰国就有20家，其中大部分由外国人开设，每年营业额可达40亿泰铢（约合7.64亿元人民币）。

原来在一家年利润20多亿的国企当技术干部兼政工岗位主管（享受副科级待遇），年收入杂七杂八加一块10万多。工作轻松，下属也听话。前途顺利但是天花板很低，到基层单位中层估计也就到头了，还是中层中最没权没钱的，但即使如此，合法年收入也有15万以上。

因为直属领导啥球不懂还特爱折腾人，呆着不爽，于是跑去参加了市里一个听起来很牛B的局副科长竞聘，总以为公务员的工作会比较有意义，有权力并且受人尊敬。费老鼻子劲考上，才知道深深地上当了。

首先，收入真心低，我起步就是副科，一年居然收入不到7万。贪污咱不敢，还不能用业余时间做个生意啥的，亲属都不行，原本跟朋友合伙开早教班的计划也因此搁浅了。就这点钱，一天还要装的跟个体面人一样。还要和同事，上级，同级单位拉关系。弄得每个月都没剩下什么钱。难怪遇到的年轻同事，基本上买不起房子，也买不起好车（从来没好意思跟他们说过我原来的情况，因为我也就开一辆不到10万的车，大家以为我跟他们条件一般，问题是我没告诉他们，我家有三辆车）。

其次，工作真心难干，啥破事都管，啥事也管不了，其他部门协调不动，企业和市民都不好管，喊破嗓子不听你的，动不动还投诉。有些事明知道是对的，各方面都有好处，就是推不动，硬来吧缺手段怕风险，于是谁也不去干，不了了之，只要火烧不到自己，大不了等着最后出事了，再当个救火英雄。

破事特别多，今天开会，明天调研，后天学习，巡逻要你上，表演节目要上。还动不动写学习心得，自我剖析，对照检查材料，还尼玛一遍一遍打回来从写，我fk，骂自己很好玩啊。白天干、晚上干、周末还要干，你给加班费也行啊，一毛钱没有，白干啊！！！政府就可以不遵守劳动法了么？领导啥的我就不说了，领导在哪个体系都那样，看你运气好不好，能不能遇到好领导了。

最可笑的是，公务员还被管东管西的，婚丧嫁娶都要管。有点人性好吧，别人结婚不会因为你是公务员就不叫你，或者不让你出份子钱的，你算算两家人要送出去多少礼金，结婚不摆几十桌，送出去的礼钱收不回来，谁赔我啊？本来孩子百天要摆酒的。 后来都不摆了，同学朋友的百天宴照样叫我，礼金照样要送，送得我这叫一个心痛啊！！！

最郁闷就是原来那个单位回不去了，那个单位的编制不是随便能弄到的，外人打破头进不去，我傻B丢了去当公务员，现在后悔药都没得吃，再有机会让我选一次，我绝对不考这个破公务员。家人朋友现在想考公来问我，我都拦着不建议他们去考，他们还不相信，觉得我在装B，真是无语了。我又不好多说啥，免得丢自己的人，憋得实在难受，只好来这里吐吐槽了。

有想法，有本事，有好工作的朋友，千万别跟我一样傻，走上这条路。现在只能先干个一两年，慢慢另找出路了。说道出路，又想到公务一个特坑人的制度，就是没有养老金。我原来交的养老被冻结了，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弄，据说退休后才能退给我。

公务员没有养老金，那意味着你只能一辈子干这个活，一旦不想干了就等于是是裸辞，直接就 老无所依了！如果工作中犯了错误，代价比企业或者其他人严重的多得多得多，企业大不了另谋高就，公务员直接身败名裂，再加上老无所依。

问题是那点退休金高么？我一算细账，如果现有政策不变，我在企业的养老保险加上补充养老保险，退休后其实比我干到处长退休拿的都多。再加上每年收入上的损失，假设我活到90岁，那我这一个考公的决定，让我这一生的收入损失了300多万。

吐血！在此立贴以做警示，不管你们信不信，考公是一个非常差的选择，如果不是实在没出路，不要来趟这个浑水。

http://bbs.tianya.cn/post-no20-464863-1.shtml

获得中联办赞许、港府官员签名支持并派员参加的反占中大游行，主办单位声称虽然有超过19万人参加，但警方和港大专家的估算都远远低于这个数字，而 且香港有线电视、明报、苹果日报以及NOW电视台等传媒分别发现，当中不少人承认是因为有钱派才出来游行，有些根本连什么是“反占中”都不知道，有些参加 者还拖着皮箱，说是来香港购物的。

有多家传媒的记者“卧底”早上报名参加游行，“收工”之后获得300元至350元港币的报酬，这还没有计算一顿免费午餐及免费旅巴接送在内。甚至连 一向被视为亲中喉舌的香港亚洲电视新闻亦访问了一个不知道什么是反占中但却出来游行的女士，当被再三追问什么是反占中时，她操着乡音说：“我爱和平，反对 战争（占中？）。”

保普选反占中大联盟宣称一共有19.3万人参加游行，有退役和休班人员参加游行的香港警方，则声称最高峰时人数是11万，而港大学者叶兆辉估算有5.15万至6.3万人。

明报记者日前浏览讨论区，有网民留言称，透过深圳社团总会参加昨日游行可获220元，毋须叫口号，亦不用穿制服。记者回覆表示有意参加，并根据指 示，于昨早11时到达湾仔东园酒家，在场约有30多枱，有负责人称可加至350元。酒家由深圳社团总会包场，记者与10人被分成一组，用膳后乘搭港铁到天 后站集合，再分批进入维园。

游行期间，有同组游行少女告诉明报记者：“占中同反占中都不关我事”，“最重要是有钱收”；又有一名中年男子表示，对上一次参与游行是1989年北京学运事件，今次报名参加游行是因为有钱派。后来明报记者向深圳社团总会查证，一名发言人坚持没有派钱这回事。

有线电视记者早上在讨论区上看到有团体请人游行，还贴上通话截图及联络方法，便致电报名，当时大约是9时45分。对方指10时半前要到元朗大会堂，记者与摄影师立刻赶过去，当时旅游巴上已经坐满数十人。

有线电视的报导指，全车满座后，全部人已换上白色、写着“香港青年会”的制服，负责人一开车就提醒大家不要在现场提及收取车马费。一名女子逐行点名 后，有人开始派车马费，记者和摄影师每人收到250元。女子又将一些钱交给坐在记者旁边的一名男子，他点算完，再将部分交给与他一起来的人。

报导指，“香港青年会”于1995年成立，梁爱诗、曾钰成是首席荣誉顾问，行会成员叶刘淑仪亦是顾问。叶刘淑仪本人亦参与是次游行。

此外，有线电视另一个记者一周前收到朋友通知，指跟香港河源社团总会游行，每人可以收200元。记者下午一时许到维园，但迟迟都见不到负责人，于是打电话找他，对方说不用游行都有钱分，很多人都多报人数。亦有透过其他途径报名的团友说卧底的记者只收200元，很不值。

报导指，到终点后，大家一起乘坐港铁到深水埗，到一个小公园，大家都急不及待分钱，不过几名“判头”似乎谈不拢。半日付出的汗水，换来每人380元。

苹果日报的记者则派多名记者以卧底身份混入多个反占中游行团体，发现全部都有向游行人士提供200至350元不等的报酬，其中香港广西社团总会出手阔绰，甫报到便即派发200元车马费，另送总值逾百元的粮油食品礼品包，而且只需到维园报到即可收工。

苹果记者成功混入下一位“小蛇头”娟姐的约60人队伍，穿上香港广西社团总会红衫制服，甫到场点名后便获发200元车马费。参加者部份是娟姐同事， 她们透露任职玛嘉烈医院，当日有人休班亦有人下午才需上班，见有空档便兼职赚车马费，但其中一名“临时演员”嫌钱少，她说听闻有其他团体出价500元，也 有社团每小时150元。

当然也有不少没有300元收也没有免费米粉、龟苓膏以及酱油礼品收的人士参与游行，例如政协常委陈永棋、戴德丰，多名人代、政协委员，以及行会成员 张志刚、叶刘淑仪、郑耀棠等。此外，参加游行的政府官员则有民政事务局政治助理徐英伟，多个建制组织亦在游行路线内设最少10个街站，免费向参加者派发纸 扇、水、饼干及面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