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之许
8月4日凌晨，官媒同时发布有关郭美美的所谓案情，“未审先判”和“游街示众”的大肆报道中，除去最令大众八卦心理满足的赌博和性交易等内容，明眼人均不难看出，此番案情披露，重点在于为红十字会洗地。有观察者指出，此番洗地，或与即将到来的红十字会换届有关，意图在新名誉会长上任前了却欠帐。不过，从微博和微信朋友圈的反映来看，洗地效果不佳。此番洗地又恰好赶上了云南昭通地震，在红十字会等机构的募捐信息下，依旧是一片“捐你妹”的斥骂，北京市政府号召市民捐款，更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抵制和唾骂，北京市民政局在公布捐款方式和账号后，2个小时内收到7万多条微博，不得不关闭。显然，人们并没有忘记包括天价发票等故事，也显示红十字会转黑非郭美美一人之过。
曾几何时，为灾区捐款还是“政治正确”的象征，5.12大地震时，王石一番内部讲话，其实并无问题，却广受质疑，群情汹汹，给王石扣上了“王十元”的帽子。短短几年下来，说到捐款，却多的是“捐你妹”的斥骂。直观而论，似乎由各种贪腐问题积累而成，如韩寒披露的灾区豪车问题、红十字会拨款审计的问题、上海红十字会天价发票问题、郭美美事件等等。仔细深究，则未必如此简单，近年来，除去一些历久难解的话语冲突，如文革、反毛、民主、统一之外，一些看似不该有重大分歧的问题，在网络上也会出现官民截然对立，官方的堂皇之辞，无不遭受一边倒的质疑、嘲讽和解构，除捐款外，如央视大火，如扫黄，均曾有此遭遇，“东莞挺住，东莞不哭，今夜我们都是东莞人”等等表述铺天盖地，大有“庙堂之是非，天下必欲反之”之势，其中缘由，颇耐人寻味。
网络上的质疑和嘲讽，除去具体的指向外，也是一种难以名之的情绪的集中表达。有限市场化改革的后果之一，即是数量越来越庞大的新兴社会阶层，以市场化为依托，该阶层成为就业、财富和创新的主要提供者，同时也拥有相当的资本、知识和社会资源，在自我认同、价值理念和权利诉求上，有着越来越清晰的认知，社会责任感与社会参与意识也日益提升。随着自身的成长，新兴社会阶层对于社会参与抱有积极的态度，5.12地震之时，众多志愿者奔赴灾区，当时的牛博网站主持人罗永浩，也曾集合韩寒等一批博主，自发参与到地震救灾之中，在一些媒体的报道中，对于这股新生的浪潮，曾给予了“汶川地震，中国志愿者元年”的积极评价。许多人似乎从中看到了某种社会参与扩大，并因此形成所谓良性互动的可能。
微博的出现，进一步放大了新兴社会阶层的参与渴望。以微博为平台，企业主、知识分子、媒体人、律师等新兴社会阶层进行着热烈的表达和探讨，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话语联合，同时，跨地域和走入线下的各种公益参与，也有了新的依托，免费午餐、随手拍、独立参选……这样的热潮，在微博上一波一波地展开，围绕上海大火、723动车事件、北京暴雨等灾难性事件，微博也逐步展现了其动员能力，一时间，“围观改变中国”之类乐观口号遍布微博，在其背后所支撑的，正是新兴社会阶层越来越旺盛的参与渴望，以及上述参与扩大、良性互动的期待。
然而，上述乐观的寄望，忽略了体制的刚性存在。大陆的有限市场化展开于既有的极权体制之下，后者并未有任何根本性转变，也因此，在市场新极权体制之下，体制不仅在利益上源源不断地从市场化部分中吸收乃至攫取，体制还垄断了学术、媒体、文化等符号平台，全面控制着包括慈善在内的各种社会组织，严格限制乃至打压民间各种政治表达和参与，在这种情况下，在市场化领域里颇有成就，自我期许甚高的新兴社会阶层，其实只是垄断性体制下无足轻重，乃至是限制排斥的存在。对于新兴社会阶层的参与渴望和相应努力，体制则采取拉拢和压制的两重手法，拉拢、利用少数能容忍乃至利用的少数活动，如免费午餐，而压制乃至打击那些不为体制所容忍的活动，如独立参选活动就遭遇到了全面而严厉的压制乃至打击。
汶川地震以及所谓“中国志愿者元年”，并未带来体制对于社会参与和社会组织的显着让步，相反，面对新兴社会阶层的兴起，以及其日益旺盛的参与渴望，体制保持更加警惕防范的态度，微博作为新兴社会阶层的主要话语平台和活动策略首选地，随即遭遇到了一轮又一轮的压制。仅仅在一年多以前的雅安地震，李承鹏等大V也曾自发组织深入灾区，抗震救灾，而今一年刚过，拥有742万粉丝的李承鹏新浪微博帐号，已经随风而去，而这当然也与李承鹏曾经首倡独立参选是分不开。
参与扩大的大门未曾打开，一波又一波的打压行动则表明，所谓的良性互动从来都是子虚乌有。就这样，在刚性的体制面前，新兴社会阶层日益旺盛的参与冲动，不啻是踢到了铁门板上。凡此种种，都在一次又一次地刺激着新兴社会阶层，当然会在央视大火、东莞扫黄、郭美美等事件中爆发出来。当体制的附属平台道貌岸然地进行某种自以为正当的陈述时，遭遇到一边倒的质疑、嘲讽、解构的态度，也就不是什么不可以理解的事情。
市场新极权的继续运行下，新兴社会阶层还将不可逆地继续成长，其参与渴望也不会就此消失。对此，体制也并非没有察觉，而是有以应对，从邓飞在雅安灾区营地插上党旗，到邓飞因免费午餐被选为年度人物，不难看出体制对于民间参与的一定容忍，进而拉拢、利用、消费的作为。在更为宏观的层面，则有两新（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建这样的部署，试图将极权体制的直接控制手段延伸到新兴社会当中。
体制对于公益等社会参与的容忍，曾给予一些人希望，指望由此及彼，由点到面，将公益活动的开展看作是通向公民社会的一条捷径，又或者是渐次扩大参与，进而形成良性互动的一个起点，然而，既有的事实表明，刚性体制并未放松对于社会参与扩大的警惕，对于有利于广泛社会参与的话语平台和策略地，无论是新浪微博还是新兴的微信朋友圈，也都将继续严密控制。邓飞先生所谓的“柔软改变中国”，固然只是宣传用语，那种将公益包装为公民，进而鼓吹渐进扩大社会底盘的乐观想像，也并无现实的对应。市场新极权不会放松对社会参与扩大的严密控制，当然，体制也因此必然承受越来越激烈的质疑、嘲讽和解构，抛出一个郭美美，非但不能洗地，而只能是适得其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