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午夜心香
古今官员都有嫖妓现象，究其原因，无非生理层面、精神层面与社会层面三个方面。
相同的是生理层面的，这是古今所有嫖客同志们唯一的共同之处。说白了，嫖妓无非就是为了满足和发泄个人的性欲。古人如是，今人亦如是。
古人把喜好嫖妓叫做“嗜欲”，唐人孙棨《北里志》记载：“刘覃登第年十六七，自广陵入举。……时同年郑宾先辈扇之，极嗜欲于长安中。”这个郑宾虽然和刘覃年纪相仿，但在嫖妓这方面可说是刘的前辈了，在他的煽动下，刘覃也被拖下了水，天天在长安妓院中鬼混。
蒋介石先生年轻时，也曾在花街柳巷长久浸淫。1919年春，其途经香港，在日记上写道：“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经受考验，就看今天！”结果当天晚上还是没把持得住，去了妓院，回来又有些后悔，痛批自己：“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并自励曰：“见艳心动，记大过一次。”由于经常嫖妓，得了性病，其1919年7月26日在日记中写道：“近日甚为淋病之苦，心生抑郁也。”
海南省纺织工业局副局长李庆普，不但长期嫖娼，据说达236人，而且专以未成年女孩为目标，甚至还拍下行淫录像，并记了95本日记。东窗事发，他还大言不惭地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人是自然人。”言下之意嫖妓是人的生理需要。
但是古今官员嫖妓还是有很多的不同，首先体现在精神层面。可以说，现代官员嫖妓的动机就是发泄性欲，而古代官员则重在精神上的满足，要不古代人为什么嫖妓不叫嫖妓，叫“狎妓”或者“冶游”呢。“狎”有亲昵、嬉戏、玩弄之意。“冶游”本指男女出外游乐，实际上就是嫖妓，但区别是重在“游”而不在“嫖”。
古代尤其是唐宋时期的一些著名的文人官员都曾有过“狎妓”或者“冶游”的经历。李白是个中高手，毋庸置疑，其《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诗云：“携妓东山去，春光半道催。遥看若桃李，双入镜中开。”苏东坡自不必说，他曾不无自豪地说：“十五年前我是风流帅，花枝缺处留名字。”并把这两句话题在京师的墙壁上，后来秦少游见了壁上题词，就在旁边附和一句，“我曾从事风流府”。他们从来不把干这事视为见不得人的丑事，反而洋洋得意生怕别人不知道似的。
当然，古代的官员和现代的官员本身就有着很大的区别。自隋代实行科举制以来，历朝历代的入仕者，特别是文官，多半是文人。吴宗国先生在《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一书中统计，从宪宗至懿宗七朝，共计有宰相133人，其中进士出身者104人，占78%，在敬宗朝甚至占到100%。这足以说明文人在高官中的绝对优势。既然是文人，便自有文人的一些脾性，比如多愁善感，好冶游等等。陈寅恪先生曾说：“唐代新兴之进士词科阶级异于山东之历法旧门者，尤在其放浪不羁之习风。”现在的官员成份十分复杂，真正的读书人并不多，有的最多能附庸一下风雅，难得有点什么拿得上台面的情趣。
古今官员不同，妓女更是今非昔比。笔者曾有博文《古代妓女都是文艺家》，高级一点的妓女无不精通琴棋书画、诗文乐舞，个个才艺双绝。唐代甚至将有才华的妓女称为“女校书”。 宋人吴自牧在《梦梁录》中提及的临安名妓如唐安安、金赛兰、范都宜、倪都惜、潘称心、梅丑儿、钱保奴、吕作娘、康三娘、姚师姑、沈三如等个个技艺高超。明末的名妓柳如是、顾横波、马湘兰、陈圆圆、寇白门、卞玉京、李香君、董小宛，色貌才气俱佳，曾被冠以“秦淮八艳”，今天的十里情淮河依然可以嗅到她们遗留的香艳之风。
妓女甚至为世界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起到了不可估量的推动作用。王书奴先生在《中国娼妓史》中，以为“促成有宋词的黄金时代，‘词人’‘妓女’均有莫大的勋劳”。中国如是，外国亦如是。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说过：“在雅典的全盛时期，则广泛盛行至少是受国家保护的卖淫。超群出众的希腊妓女，正是在这种卖淫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趣味而高出于古希腊罗马时代的一般水平之上。”你说，与这样的妓女交往，能不是一种肉体与心灵的双重享受！难怪清人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妇学》中感概：“夫倾城名妓，屡接名流，酬答诗章，其命意也，兼具夫妻朋友，可谓善藉矣。”所以说，古代官员嫖的不是妓，而是一种情调。
还有一点很大的不同，就是社会层面。古代官员，特别是唐宋时期，大多是可以合法嫖妓的，但嫖的是官妓。唐人范摅《云溪友议》卷十二记载，这些官妓要在所居住的地方州府注籍登记，由地方长官如节度使、州刺史等直接掌握和管理。官府举行庆典、宴会，逢迎上司、应酬同僚、招待宾客，都要召她们前去佐酒助兴、歌舞献艺、侍夜睡觉。即所谓“柳际花间，任为娱乐。”吴自牧《梦梁录》卷二十记载：“官府公筵，及三学斋会，缙绅同年会，乡会，皆官差诸库角妓只直。”简单地说，就是南宋时期有时还进行公费嫖娼活动，而且嫖的都是名妓，
即使唐代以后，官员在规定范围内和官妓干点什么，只要不过分都是允许的，如果想到外面去瞎搞就不行了，被抓住是要受处罚的。元人脱脱《宋史·王洙传》记载：“王洙权同判太常寺，坐赴赛神与女妓杂坐，黜知濠州。”王洙只不过是和妓女在一块坐了坐，最多揩了点油，就被降职处理，说起来也够冤的，类似这样的事宋代不少，到元、明则更严。明宋濂《元史·刑法志》规定：“诸职官频入茶酒市肆及娼优之家者，断罪罢职。”理由也无非是些怕影响工作或者妨碍公正之类的。如宋人陈襄《州县提纲·专勤》就云：“如声色饮燕不急之务,宜一切屏去。盖人之精力有限，溺于声色燕饮则精力必减，意气必昏，肢体必倦，虽欲勤于政而力不逮，故事必废弛，而吏得以乘间为欺。”
尽管如此，由于社会风气不好，那是的官员到外面嫖妓的事依然很泛滥。估计是想禁止也禁止不了，于是朝廷就限定身份到了一定级别不许嫖妓。宋仁宗便规定，负责分管刑狱的官员提点刑狱“不得赴妓乐”，后来的宋神宗则扩大到整个监司范围，不仅是提点刑狱，所有监察官员一律禁嫖。即使如此，也还是进行了人性化管理，一年之中，只有神宗过生日的“圣节”这天可以放松一下。要是放在现在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现代没有官妓，连卖淫都属于不合法。官员要想嫖妓，绝对属于地下工作，危险性极大，一旦曝光，极有可能身败名裂，甚至身陷囹圄。重庆的雷政富如是，衡阳的“雷政富”亦如是。
